当我们在贬低传道人时,我们究竟在质疑谁?

当我们在贬低传道人时,我们究竟在质疑谁?
(图片来源:geralt/pixabay)

——从一种流行偏见看神圣呼召的再思

audio-thumbnail
点击收听音频
0:00
/453.564

“目前传道人大部分是不会读书的或者之前当混子,没路可走之后才当的。”在一次小组讨论中,一位信徒随口说出了这句话。

话音落下,有人点头,有人沉默,也有人微微皱眉。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圈涟漪——不是因为它的新鲜,而是因为它道出了一种在信徒中间悄然流传的偏见。这种声音我们并不陌生。在教会团契的私下交谈中,在网络的匿名论坛上,甚至在面对某些传道人时的内心独白里,这种质疑从未缺席:
传道人,是不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出路,才选择了这条路?

今天,我想直面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辩护,而是为了思考:当我们这样看待传道人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一、传道人=走投无路的选择?——一个需要被破除的刻板印象

让我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认识一位传道人,我们都叫他王哥。在进入神学院之前,他是一个企业的产品经理,年薪七位数,带领二十多人的团队。按照世俗的标准,他正处于事业的黄金期。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放下这些来读神学?”他笑了笑,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在他最忙碌的那段时间,每天凌晨两点才能回家,早上七点又要出门。有一天早上,他三岁的女儿站在门口,怯生生地问:“爸爸,你今天能不能不走?我已经三天没见到你了。”“那天我在车里哭了很久。”王哥说,“不是因为我错过了女儿的成长,而是我突然发现,我拼命追求的所谓成功,正在吞噬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然,王哥的例子不能代表所有传道人。但我想说的是,把传道人简单归为“不会读书的人”或“走投无路的混子”,不仅是一种刻板印象,更是一种思想的懒惰。

这种偏见的背后,是我们用世俗的成功学来丈量神圣的呼召。当我们习惯性地用学历、能力、社会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时,我们很自然地会认为:只有那些在世俗竞争中“失败”的人,才会去选择传道这条“次等”的道路。

但问题是:传道人的价值,真的应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吗?

二、从混日子到牧者——悔改如何重塑一个人的生命

不可否认,在传道人群体中,确实有人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进入这个领域的。但这恰恰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混子”可以通过神的恩典被彻底改变?

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牧者,他曾在我面前坦诚自己年轻时的经历。高考落榜后,他在社会上混了三年,做过保安,当过服务员,甚至还参与过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他说:“那时候我的人生,就是混一天算一天。”转折发生在他25岁那年。在一个很小的家庭教会里,他第一次认真听了福音。那个晚上,他跪在一个破旧的椅子上痛哭悔改。“很多人说我是因为没出路才信主、才当传道人的。”他说,“从人的角度看,确实是这样。但我想问的是,如果神可以使用一个渔夫彼得,可以使用一个税吏马太,为什么不能使用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难道神的恩典不足够遮盖我的过去吗?”这句话让我久久无言。

神学的核心恰恰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如果传道人必须是完美的、从来没有走过弯路的人,那么谁配得这个职分呢?如果神只呼召那些“成功人士”,那么福音的大能又在哪里彰显?

悔改的意义,就在于它宣告了一个人可以脱离过去的捆绑,被神重新塑造。一个曾经混日子的人,当他真正被神触摸、被真理更新,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忠心的牧者。

三、牧者的真貌——在琐碎与平凡中见证永恒

在信徒眼中,传道人往往只在讲台上出现,每周分享一些属灵的道理。但牧者的真实生活,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凌晨三点,当电话铃声在深夜响起,另一端传来一个哭泣的声音:“老师,我丈夫要跟我离婚……”这是牧者的日常。

当教会一位老人生病住院,家属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打电话叫救护车,而是先通知传道人。当年轻人陷入情感的迷茫,当夫妻关系出现裂痕,当有人在工作中遭遇不公——所有这些时刻,传道人都是那个被首先想到的人。

有一位牧者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我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看着人们在悬崖边跳舞。我不断地提醒他们小心,不断地伸手拉住那些即将坠落的人。这份工作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连。”

牧者的价值,不在于他讲道有多精彩,不在于他的神学知识有多渊博,而在于他是否真正愿意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这种生命的陪伴,是无法用任何世俗的标准来衡量的。

四、神圣的呼召——当神介入一个人的生命

这就引出了最核心的问题:传道人的职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圣经》中,先知耶利米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答案。当神呼召耶利米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推辞:“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但神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耶利米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传道人的职分,不是出于人的选择,而是出于神的拣选。这与一个人的年龄、学历、社会地位无关,只与神的旨意有关。神学家卡尔·巴特曾说:“讲道者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可说的,而是因为他被吩咐去说。”这句话道出了传道职分的本质:它不是一种职业选择,而是一种神圣的呼召。

当然我们需要理解信徒对传道人能力或品格的合理担忧。这也是使徒保罗在给下一代牧者提摩太和提多劝勉时反复叮嘱的,他对做教会监督的人的品格有非常明确且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关乎讲道的能力,更关乎在生活、家庭和社会中的道德榜样。使徒彼得也是作为“同作长老的”,也是说要“作群羊的榜样。”

但当我们只是用世俗的标准去评判传道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质疑神的拣选。我们好像在说:“神啊,你的眼光不太好吧?怎么会拣选这样的人?”这种质疑,远比我们对传道人的批评更为严重。

五、面对传道人,我们该如何自处?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回到最初那位信徒的话。也许她说的,确实是某些真实存在的现象。

但问题在于:当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是站在高处冷嘲热讽,还是跪在神前为传道人代祷?是用世俗的标准来评判,还是用合乎圣经的眼光来理解?

如果传道人真的学识不足,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成长?如果传道人生命中有软弱,我们是否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不是在背后论断?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17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不是因为传道人本身有多么完美,而是因为他们所承担的职分,是因为他们在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结语

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在你的心目中,传道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标准与神的标准不同,你愿意调整你的眼光吗?

也许,当我们真正理解传道职分的神圣性,当我们看到牧者在平凡中的忠心,当我们体会到他们不为人知的付出与眼泪,我们就不再用轻率的言语去评判他们。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同一位主面前,而那时的评判,才是最终的标准。(END)

文/林慕溪

本文作者是一位福建90后基层传道人。

Read more

大教会时代之后:中国城市信仰群体的反思与探索 2026.07.30

大教会时代之后:中国城市信仰群体的反思与探索 2026.07.30

亲爱的同行者: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中国经历快速城市化与社会变迁,城市教会逐渐兴起,大教会模式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 如今,二十五年过去,几乎一代人的时间。当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才逐渐意识到,那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大时代”。那个时期,中国城市化的规模、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都十分罕见;与此同时,中国信仰群体的增长、城市教会的兴起以及建制化的发展,也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特殊记忆。 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方知已是一段时代记忆。 很多时候,身处其中,我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特别时期。那些曾经清晨赶往聚会、夜晚结束查经后回家的日子,当时只以为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多年以后,才发现其中既有值得珍惜的记忆,也留下了需要重新面对的问题。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影响,大教会模式开始面对挑战。本期,我们从三个角度探讨这一主题:一位宗教学者反思城市大教会兴起的原因、困境与出路;一位平信徒领袖思考后疫情时代大教会衰落带来的影响;一位牧者尝试跳出“大”与“小”教会的争论,重新看到微型教会等形态在当下处境中的适配性。 透过这些内容,我们希望一起反思过去

大教会or小教会?一牧者呼吁要更多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大教会or小教会?一牧者呼吁要更多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大教会好?还是小教会好? 这一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答案。 华东的一位阿明牧师从后疫情时代开始,就尝试重新转型,他抛弃了大教会和小教会的争论,认为教会不是要大(big),也不是要小(small),而是要微(micro)——在他看来,中国教会需要更多肯定和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点击收听音频0:00/344.2681× 他特别提到: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面,欧美等世界各地出现的一种特别的“一室教会”(one room church)模式,就是全球逐渐兴起的微型教会模式的一种体现。 阿明牧师回忆说,过去20多年,他也和不少牧师一样,受到尤其是欧美和韩国等超大型教会模式的影响,有种意识就是认为把所服事的教会建造成为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在他看来,这类很远大的目标,无论能不能成就,这样的想法确实是值得肯定的,我们需要为这样的想法点赞。他也承认,毫无疑问,超大型教会有着许多的优点,比如教会的体量非常大,拥有的人才也非常多,资源也很多,很多的服事和事工都可以很方便的开展,而且同时还能够做的相当专业,拥有卓越的影响力……很多中国教会的牧者也都曾经有过这样

后疫情时代 大教会衰落,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是利还是弊?

后疫情时代 大教会衰落,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是利还是弊?

摘要:作者从一名青年信徒的经历出发,观察疫情之后信徒与教会关系的转变:当大型聚会减少,线上交流和小型团体逐渐兴起,一些信徒开始寻找新的连接方式,也带来了对大教会模式、信仰群体关系以及未来形态的重新思考。 点击收听音频0:00/544.7881× 小刘弟兄信主并不是出于家庭原因,而是自己对很多问题困惑思考而不得解的选择。这些问题在他的那些同学看来皆是“屠龙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既没有现实生活的意义,也没有实用的价值。这些问题就是关于世界、人生的终极问题。 对哲学的爱好,让性格喜欢安静的小刘弟兄从中找到了快乐之源。与同学谈论的时候,他的深入浅出总能获得羡慕的眼光。这让他觉得思考就是一种人生的状态,尽管很多问题想不明白,甚至有些问题不止一个答案。 带着这种思考习惯与对很多问题的困惑,他考入了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文科专业。但是并不是考了大学,这些问题就能解决。虽然图书馆里的资料提供各种可能的答案资源,但是他依然困惑不解。 直到他在大一发现了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教堂,以及教堂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才突然发现自己以前思考的问题也许在宗教里会有答案。 加入教会之后,他并没有打算成为基督徒,因为思考

何以一地鸡毛?——中国城市大教会的兴起、困境与出路

何以一地鸡毛?——中国城市大教会的兴起、困境与出路

编者按:这是任小鹏博士“致青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作为亲身经历者与研究者,作者反思了中国2000年之后一波大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衰之路,并试图解释这一信仰活力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教会模式的内在致命困境。文章在分析了“一地鸡毛”的信仰危机之后,也试图严肃讨论信仰的重建问题。本文不是学术文章,带有时评性质,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急剧变迁。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基督教,尤其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新兴教会”(或称城市大教会),迎来了一波快速增长期。 奥运会前后,人们在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些动辄数百甚至上千人的大教会,其富有活力的信仰表达和高学历会友人群,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家庭教会“边缘、底层、农村”的传统刻板印象。然而,当外部环境在近年发生逆转时,这些大教会的内在脆弱性与结构性张力也随之暴露。本文试图分析2000年之后中国大教会背后的产生机制、运行特点,反思其在时局判断上的深刻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教会回归生命本质的未来出路。 一、 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