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视野2026.01.23

普世视野2026.01.23

摘要:本次《普世视野》关注全球教会与信仰处境的多重变化:印度资深布道家坎维尔安息主怀;美国最新“宗教自由指数”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美国教会关闭数量超过新植堂会;国际组织关注动荡中的伊朗地下教会;堕胎连续七年居全球“死亡原因”首位;以及英国报告揭示“无基督徒背景”信徒的信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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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头条

印度布道家坎维尔86岁逝世 与葛培理同工遍传福音

著名印度布道家、葛培理布道团助理布道员罗伯特·里韦·坎维尔(1939–2026)于2026年1月17日在印度西隆安息主怀,享年86岁。

五十余年事奉中,坎维尔足迹遍及亚洲、非洲与欧洲,向数百万人传讲福音。他始终坚持让福音本身而非传道人成为焦点。葛培理亦曾在自传中称赞他“谦卑的心与专一的布道使命”。

众多印度及国际教会领袖指出,他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对牧者、布道家与信徒的长期装备与牧养。他的谦卑、祷告与牧者之心,持续影响印度东北地区及普世教会。此外,坎维尔曾担任联合圣经公会主席,是首位出任该职的亚洲人,

美国“宗教自由指数”创历史新高 民众支持度提升

美国贝克特研究所1月16日发布《2025年宗教自由指数》,显示美国民众对信仰自由的支持达新高,总分71分,为2019年开始调查以来最高。指数中,信仰分享(75分)、宗教与政策(69分)及政教关系(60分)均创历史新高,宗教多元化连续第二年达86分。

调查还显示,62%受访者支持家长有权让子女退出与宗教信仰冲突的LGBT课程;在"奇尔斯诉萨拉查案"中,47%认为法院应支持协助性别焦虑儿童认同生理性别的基督徒咨商师,仅29%支持科罗拉多州政府立场。

贝克特基金会执行长马克·瑞尼兹表示,这反映美国人不再认为信仰应局限于人领域,而应该带入公共生活。

调查:美国教会关闭数量超过新植堂会

美国生命之路研究机构1月13日发布报告指出,2024年美国新教教会关闭数量约为4,000间,超过了同期新开设的3,800间。这一差距相较于五年前(2019年)净减少1,500间的情况有所改善。

数据表明,老牌教会正承受衰退的重担。1999年之前建立的教会成员人数普遍出现双位数下降,而2000年后建立的新教会则逆势增长了12%。94%的牧师确信其教会能存续至下一个十年,但会众少于50人的小教会领袖对生存尤为担忧。

学者指出,世俗化、文化多元主义及生存安全感的提升削弱了宗教信仰的需求,是导致衰退的主因。教会领袖强调,在人口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持续植堂(建立新教会)仍是传福音与维持增长的最关键引擎。

伊朗神权统治信誉破产:教会虽陷“黑暗”却迎属灵转机

2026年1月,随着伊朗经济崩溃引发的抗议持续,专家指出该国正经历深刻的“去伊斯兰化”浪潮。民众因厌恶将宗教与压迫性国家机器捆绑,正大规模背离伊斯兰教。分析认为,即便政权依靠武力幸存,其神权统治在21世纪已彻底丧失信誉与合法性。

在此动荡中,增长迅速的伊朗地下教会正面临断网隔离与生存物资短缺的“黑暗”时刻,信徒极易成为替罪羊并面临“向神开战”的重罪指控。国际基督徒关怀组织正紧急筹备援助,准备为当地信徒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及圣经资源。该组织领袖引用《耶利米书》关于“以拦”的预言,呼吁全球教会代祷,坚信上帝将审判不公并在动荡中掌权。

堕胎连续七年居全球“死亡原因”首位 英格兰与威尔士2023年创历史新高

据全球数据统计平台Worldometer汇整的数据,堕胎连续第七年成为全球“主要死亡原因”。2025年,全球实施的堕胎数量超过4500万,远高于传染病、癌症等其他主要死因之和。世界卫生组织则估计全球每年堕胎数量约为7300万。

在欧洲,英格兰与威尔士2023年官方数据显示,当年堕胎数量达277,970例,较前一年上升11%,为1967年《堕胎法》实施以来的最高纪录。

本周话题:英国报告揭示“无基督徒背景”信徒的信仰旅程

英国福音派联盟最新发布的《寻找耶稣》补充报告聚焦那些“无基督徒背景”的信徒群体——没有基督徒家庭、教会经历或朋友支持,完全是“白纸一张”。报告显示,这类信徒年轻化、探索信仰迅速,但也面临独特挑战。

该报告调研了59位无背景基督徒,占总参与者的五分之一。调查显示,这一群体中35–44岁占32%,25–34岁占25%,55岁以上极少。他们对基督教没有预设观念,也缺乏耶稣与福音知识。探索信仰的主要动机包括“寻找人生意义”(36%)、“生活中需要帮助”(34%)和“属灵体验”(29%)。一旦开始探索,74%的无背景信徒在一年内决志跟随耶稣。

信仰过程中,他们最大的挑战是理解圣经(50%)、相信自己能被宽恕(45%)及对耶稣历史真实性存疑(34%);对他们帮助最大的事情与总体样本“相似”:祈祷得到回应(31%)、参加教堂活动(31%)、阅读圣经和精神体验(均为 20%)。对他们帮助最大的人分别是教会小组(32%)、个人(32%)以及亲密的朋友(24%)。

信主后,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非基督徒的负面反应(31%)。报告指出,对于无背景信徒,教会需提供圣经学习、祷告和属灵体验的机会,同时建立接纳和支持的环境,帮助他们应对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

EAUK项目负责人Rachael Heffer强调:“理解这群年轻信徒的旅程,有助于教会更有效地牧养和门徒训练。”(END)

文/小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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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会时代之后:中国城市信仰群体的反思与探索 2026.07.30

大教会时代之后:中国城市信仰群体的反思与探索 2026.07.30

亲爱的同行者: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中国经历快速城市化与社会变迁,城市教会逐渐兴起,大教会模式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 如今,二十五年过去,几乎一代人的时间。当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才逐渐意识到,那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大时代”。那个时期,中国城市化的规模、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都十分罕见;与此同时,中国信仰群体的增长、城市教会的兴起以及建制化的发展,也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特殊记忆。 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方知已是一段时代记忆。 很多时候,身处其中,我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特别时期。那些曾经清晨赶往聚会、夜晚结束查经后回家的日子,当时只以为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多年以后,才发现其中既有值得珍惜的记忆,也留下了需要重新面对的问题。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影响,大教会模式开始面对挑战。本期,我们从三个角度探讨这一主题:一位宗教学者反思城市大教会兴起的原因、困境与出路;一位平信徒领袖思考后疫情时代大教会衰落带来的影响;一位牧者尝试跳出“大”与“小”教会的争论,重新看到微型教会等形态在当下处境中的适配性。 透过这些内容,我们希望一起反思过去

大教会or小教会?一牧者呼吁要更多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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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会好?还是小教会好? 这一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答案。 华东的一位阿明牧师从后疫情时代开始,就尝试重新转型,他抛弃了大教会和小教会的争论,认为教会不是要大(big),也不是要小(small),而是要微(micro)——在他看来,中国教会需要更多肯定和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点击收听音频0:00/344.2681× 他特别提到: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面,欧美等世界各地出现的一种特别的“一室教会”(one room church)模式,就是全球逐渐兴起的微型教会模式的一种体现。 阿明牧师回忆说,过去20多年,他也和不少牧师一样,受到尤其是欧美和韩国等超大型教会模式的影响,有种意识就是认为把所服事的教会建造成为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在他看来,这类很远大的目标,无论能不能成就,这样的想法确实是值得肯定的,我们需要为这样的想法点赞。他也承认,毫无疑问,超大型教会有着许多的优点,比如教会的体量非常大,拥有的人才也非常多,资源也很多,很多的服事和事工都可以很方便的开展,而且同时还能够做的相当专业,拥有卓越的影响力……很多中国教会的牧者也都曾经有过这样

后疫情时代 大教会衰落,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是利还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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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从一名青年信徒的经历出发,观察疫情之后信徒与教会关系的转变:当大型聚会减少,线上交流和小型团体逐渐兴起,一些信徒开始寻找新的连接方式,也带来了对大教会模式、信仰群体关系以及未来形态的重新思考。 点击收听音频0:00/544.7881× 小刘弟兄信主并不是出于家庭原因,而是自己对很多问题困惑思考而不得解的选择。这些问题在他的那些同学看来皆是“屠龙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既没有现实生活的意义,也没有实用的价值。这些问题就是关于世界、人生的终极问题。 对哲学的爱好,让性格喜欢安静的小刘弟兄从中找到了快乐之源。与同学谈论的时候,他的深入浅出总能获得羡慕的眼光。这让他觉得思考就是一种人生的状态,尽管很多问题想不明白,甚至有些问题不止一个答案。 带着这种思考习惯与对很多问题的困惑,他考入了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文科专业。但是并不是考了大学,这些问题就能解决。虽然图书馆里的资料提供各种可能的答案资源,但是他依然困惑不解。 直到他在大一发现了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教堂,以及教堂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才突然发现自己以前思考的问题也许在宗教里会有答案。 加入教会之后,他并没有打算成为基督徒,因为思考

何以一地鸡毛?——中国城市大教会的兴起、困境与出路

何以一地鸡毛?——中国城市大教会的兴起、困境与出路

编者按:这是任小鹏博士“致青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作为亲身经历者与研究者,作者反思了中国2000年之后一波大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衰之路,并试图解释这一信仰活力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教会模式的内在致命困境。文章在分析了“一地鸡毛”的信仰危机之后,也试图严肃讨论信仰的重建问题。本文不是学术文章,带有时评性质,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急剧变迁。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基督教,尤其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新兴教会”(或称城市大教会),迎来了一波快速增长期。 奥运会前后,人们在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些动辄数百甚至上千人的大教会,其富有活力的信仰表达和高学历会友人群,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家庭教会“边缘、底层、农村”的传统刻板印象。然而,当外部环境在近年发生逆转时,这些大教会的内在脆弱性与结构性张力也随之暴露。本文试图分析2000年之后中国大教会背后的产生机制、运行特点,反思其在时局判断上的深刻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教会回归生命本质的未来出路。 一、 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