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访谈录 | 英国前坎特伯雷大主教随行牧师汉姆利:分歧时代 教会领袖是一座“让人踩过去”的桥

视野访谈录 | 英国前坎特伯雷大主教随行牧师汉姆利:分歧时代 教会领袖是一座“让人踩过去”的桥

众所周知,英国圣公会是全球基督新教主流的宗派之一,其精神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不仅肩负着带领和牧养英国约2500万该宗派信众的责任,同时对于分布在由全球 40多个教省、165个国家的约8500万全球圣公会信众来说也是意义深远。

伊莎贝尔·汉姆利博士(Dr. Isabelle Hamley)曾担任上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汀·韦尔比(Justin Welby)的随行牧师两位中的一位,主要负责神学研究、讲章准备和牧养支持。

出生在法国,现居英国的汉姆利博士不仅是一名神学家,也是一名牧师。她的职业经历跨越多个领域——曾担任过缓刑监督官、校牧、圣公会教区牧师等。

汉姆利博士日前接受我们的专访,分享了她曾经担任这些角色背后的的工作,尤其谈起韦尔比大主教在任期间如何面临和处理许多挑战,比如如何处理英国圣公会因性虐待丑闻处理不当带来的争议、全球圣公会在同性恋伦理等问题上的冲突和争议,以及如何在分歧中维护合一等。

2026年1月底,坎特伯雷大主教正式迎来首位女性大主教莎拉·穆拉利(Sarah Mullally),这样的变化引来许多关注,认为在性别平权上带来突破,同时新任大主教在同性恋等问题上的开放态度也引发争议。关于这些针对新任大主教的赞扬和批评,汉姆利并未评价,而是从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出发,谈及教会领导力、合一和神学教育等话题。

audio-thumbnail
点击收听本期播客:访谈汉姆利译制版
0:00
/1001.874286

播客提要·时间线:
02:38 在兰贝斯宫服事: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随行牧师
04:00 人们对坎特伯雷大主教最大的误解
05:06 韦尔比的领导力:在分歧中建立关系与彼此聆听
06:20 “把自己变成一座桥”:合一需付代价
08:01 如何看待首位女性坎特伯雷大主教莎拉·穆拉利?
10:19 公义的根基:看见每个人身上“神的形象”
11:53 普世教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14:04 神学教育今天面临哪些挑战?
15:26对中国教会的期待与祝福:让更多声音被世界听见

2025年10月27日,伊莎贝尔·汉姆利博士在埃及举行的第六届大会世界基督教协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中发言。(图:WCC世基联)

专访文字整理:

圣公会的治理结构:以信仰传统、共识和关系维系的全球共同体

汉姆利首先介绍了圣公会的治理结构。英国圣公会由43个教区的2500万信众组成,由主教们管理各区教务,坎特伯雷大主教则为主教长,同时也被视为全球圣公会的精神领袖。

不过,与罗马天主教会最高领袖教宗不同,坎特伯雷大主教并不是圣公会的行政首脑,这是因为圣公会并非一个拥有行政权力的中央机构。英国圣公会和全球圣公会,均由各自独立且自治的教区和教省组成,它们凭借共同的信仰传统和统一的制度相互关联。所以,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是通过凝聚共识、建立关系来发挥领导作用。

在大主教身边:神学顾问的角色

通常情况下,大主教身边会有两名随行牧师协助其事工:一位主要负责神学研究、讲章准备和牧养支持,另一位则更多承担行政、礼仪和对外事务协调。

2017年至2020年,汉姆利担任的是前者。她热爱圣经研究,长期致力于神学与人类学的整合。由于韦尔比担任大主教时涉及的事工范围广泛,她在幕后围绕多个议题展开研究,包括残疾、心理健康以及战争等问题,给予韦尔比神学建议。同时,她也入驻大主教府邸兰贝斯宫,负责监督每日举行的三次礼拜。

“成为一座桥”:韦尔比的聆听式领导

回顾韦尔比之前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领导历程,汉姆利认为韦尔比的领导风格可以概括为“成为一座桥”。

2022年,韦尔比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165个国家的650多名圣公会主教,共同举行第15届兰贝斯会议(Lambeth Conference),主题为“上帝的教会,为着上帝的世界”。作为全球圣公会的重要会议,兰贝斯会议通常每十年举行一次,旨在讨论当下教会面临的重要议题。

在一些议题上,各地教会往往存在明显分歧,例如性伦理问题。汉姆利指出,大会的重点不只是迅速得出统一结论,而是创造空间,让参与者彼此聆听和理解。与以往的大主教相比,韦尔比在此次大会上刻意减少自己的发言时间,将话语权留给不同地区的与会者。

汉姆利回忆说,韦尔比任期内非常重视与全球圣公会之间的关系,经常访问不同国家,与各地的主教建立联系,也与普通民众交流。

“担任圣公会的领袖并不容易,”她说,“因为世界各地的处境和文化差异很大。你说的一句话,对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对另一个国家却未必如此。”

她认为,韦尔比努力推动一种“去殖民化“的牧养模式,让各地区平等发声。领导力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或者知识,更来自对他人的了解,以及建立稳固强力的人际关系网络。

关于如何在分歧中合一,汉姆利说,韦尔比常将促成合一的人形容为“一座桥”——让持有不同意见的双方能“从桥上走过”。

在冲突中搭桥:尼日尔三角洲的调解

汉姆利提到韦尔比早年在尼日利亚的调解经历,也让人对他的领导力的风格和形成有一定的了解。

据英国《卫报》报道,他曾介入石油巨头壳牌(Shell)与原住民奥格尼任(Ogoni People)因环境污染引发的长年冲突。壳牌在尼日利亚政府支持下进行石油开采,数十年来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破坏了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并引发多起暴力冲突。当时,韦尔比作为英国考文垂大教堂的教士,多次冒险进入武装势力控制的三角洲地区谈判。2009年,壳牌同意支付赔偿金并设立社区基金。

汉姆利认为,这体现了韦尔比对“合一”的深刻洞察:合一根植于基督“使万有与神和好”的救赎工作,但前提是中间者必须“真正理解双方的立场与感受”。而代价是,中间者常被双方误解为“叛徒”。

行动与关怀:穆拉利的领导风格

谈到新任坎大主教莎拉·穆拉利时,汉姆利认为,穆拉利的当选并不是出于性别考量,而是源于她丰富的领导经验以及对人的深切关怀。

穆拉利曾多年担任英国圣公会规模最大教区伦敦教区的主教,且在开展全职事奉之前,她曾是一名护士,这也使她格外关心普通人的处境。

汉姆利预测,与关注全球事务的韦尔比不同,穆拉利未来可能会更聚焦英国圣公会的内部发展。“和韦尔比一样,穆拉利并不是神学家,这一点与罗文·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韦尔比之前曾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有所不同。她也不是作家。她是一位行动型的领导者,擅长处理复杂的制度问题,而她的动力来自对人的深切关怀。”

公义的根基:看见每个人身上“神的形象”

除了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随行牧师,汉姆利也是英国圣公会主教院首位女性神学顾问,她还成担任过缓刑监督官,这让她对于公义神学非常看重。

基于《旧约》研究,她出版过多部著作。她认为,追求公义必须源于“人在神面前平等”的信念。在司法系统的工作让她意识到,社会习惯用“罪犯”签来定义人,却忽略了其作为“儿子、兄弟或者朋友”的整全性。

她强调,这并非为他们的犯罪行为开脱,而是要理解社会环境、制度因素与个人选择的复杂交织。“我们需要问:究竟有多少(犯罪行为)是个人的决定,又有多少是受到他人决定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她强调说,罪犯同时也是受害者。

汉姆利也强调要与他人进行实体的见面,而不是在互联网中做只是“去肉身化”的交流。她2025年10月曾代表英国圣公会参加了在埃及举行的第六届大会世界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信仰与教制委员会(Faith and Order Commission)。约4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齐聚一堂,恰逢尼西亚第一次大公会议1700周年,大会主题为“可见的合一路在何方”。

她说,这样的实体相遇非常重要。新冠疫情期间,神学家们大多只能通过线上方式交流。

她解释说,基督教是“道成肉身”的信仰——我们的神来到人当中,降身为人,与人同在。而在网络世界,人们容易脱离真实的“肉身”存在,将异见者视为符号,而非同样被神所爱和所饶恕的人。她呼吁教会必须不断提醒世界: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基督的救赎,就是让神的形象重新显现出来,即使它曾经被扭曲和玷污,”她强调说。

世俗化时代的神学教育挑战:功利化和个人主义

目前,汉姆利担任剑桥里德利学院(Ridley Hall)院长。里德利学院创立于1881年,是一所福音派传统神学院,致力于培养英国圣公会的牧者和平信徒领袖,并与剑桥大学和杜伦大学合作提供相关学位课程。

不过,她坦言,学院正面临资金紧张和招生困难的双重压力。她认为,新冠疫情后,英国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愈发严重,教育变得越来越功利化,神学教育常被视为“无用”。越来越多英国人不再愿意投入事工,而是把个人心理健康和家庭生活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汉姆利认为,必须与这种忽略群体关系的个人主义抗争。她说:“个人主义试图让每个人只为自己而活,却忽略了神学教育的目的,是让整个教会共同查验神的心意,在彼此关系中被塑造。”

作为院长,她期待培养出具有 “圣经智慧”的下一代教会领袖。“智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概念,”她说,“它意味着扎根于教会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同时也具备创造性思考未来。”

她指出,随着英国社会日益世俗化,教会需要重新学习如何讲述福音,但这必须建立在深厚的信仰根基之上。

让中国教会的声音更多被世界听见

访谈最后,汉姆利也表达了对中国教会的期待。她希望能看到更多中文神学著作被翻译成英文,让世界听到中国基督徒的声音。虽然从未到访中国,但她在英国接触过许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在英国成为基督徒。

在她看来,中国教会充满活力,基督徒人数众多,也应当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等普世机构中更多发声。“当基督身体中的某一部分缺席时,人们对神的理解也会随之变得不完整。”

“我会为你们祷告,”她寄语道,“愿你们继续作见证,跟随福音,并在每日的生活中向身边的人活出基督的爱。”

后记:

汉姆利的职业经历非常多样化,此次专访她分享的内容也非常多样化。这些分享,让人看到,服侍者原来不仅仅是讲台上的教导者,更是现实矛盾中的调停者。当下,许多教会面临社会转型、观点分歧、制度挑战甚至激烈冲突,教会领袖的托付究竟是什么?汉姆利博士的分享帮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原来在当下这个更加撕裂的时代,牧者不仅被托付守护真理,同时也希望能在裂痕中搭建和好的桥梁。(END)

主播&作者:Karen Luo

Read more

大教会时代之后:中国城市信仰群体的反思与探索 2026.07.30

大教会时代之后:中国城市信仰群体的反思与探索 2026.07.30

亲爱的同行者: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中国经历快速城市化与社会变迁,城市教会逐渐兴起,大教会模式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 如今,二十五年过去,几乎一代人的时间。当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才逐渐意识到,那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大时代”。那个时期,中国城市化的规模、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都十分罕见;与此同时,中国信仰群体的增长、城市教会的兴起以及建制化的发展,也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特殊记忆。 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方知已是一段时代记忆。 很多时候,身处其中,我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特别时期。那些曾经清晨赶往聚会、夜晚结束查经后回家的日子,当时只以为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多年以后,才发现其中既有值得珍惜的记忆,也留下了需要重新面对的问题。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影响,大教会模式开始面对挑战。本期,我们从三个角度探讨这一主题:一位宗教学者反思城市大教会兴起的原因、困境与出路;一位平信徒领袖思考后疫情时代大教会衰落带来的影响;一位牧者尝试跳出“大”与“小”教会的争论,重新看到微型教会等形态在当下处境中的适配性。 透过这些内容,我们希望一起反思过去

大教会or小教会?一牧者呼吁要更多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大教会or小教会?一牧者呼吁要更多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大教会好?还是小教会好? 这一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答案。 华东的一位阿明牧师从后疫情时代开始,就尝试重新转型,他抛弃了大教会和小教会的争论,认为教会不是要大(big),也不是要小(small),而是要微(micro)——在他看来,中国教会需要更多肯定和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点击收听音频0:00/344.2681× 他特别提到: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面,欧美等世界各地出现的一种特别的“一室教会”(one room church)模式,就是全球逐渐兴起的微型教会模式的一种体现。 阿明牧师回忆说,过去20多年,他也和不少牧师一样,受到尤其是欧美和韩国等超大型教会模式的影响,有种意识就是认为把所服事的教会建造成为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在他看来,这类很远大的目标,无论能不能成就,这样的想法确实是值得肯定的,我们需要为这样的想法点赞。他也承认,毫无疑问,超大型教会有着许多的优点,比如教会的体量非常大,拥有的人才也非常多,资源也很多,很多的服事和事工都可以很方便的开展,而且同时还能够做的相当专业,拥有卓越的影响力……很多中国教会的牧者也都曾经有过这样

后疫情时代 大教会衰落,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是利还是弊?

后疫情时代 大教会衰落,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是利还是弊?

摘要:作者从一名青年信徒的经历出发,观察疫情之后信徒与教会关系的转变:当大型聚会减少,线上交流和小型团体逐渐兴起,一些信徒开始寻找新的连接方式,也带来了对大教会模式、信仰群体关系以及未来形态的重新思考。 点击收听音频0:00/544.7881× 小刘弟兄信主并不是出于家庭原因,而是自己对很多问题困惑思考而不得解的选择。这些问题在他的那些同学看来皆是“屠龙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既没有现实生活的意义,也没有实用的价值。这些问题就是关于世界、人生的终极问题。 对哲学的爱好,让性格喜欢安静的小刘弟兄从中找到了快乐之源。与同学谈论的时候,他的深入浅出总能获得羡慕的眼光。这让他觉得思考就是一种人生的状态,尽管很多问题想不明白,甚至有些问题不止一个答案。 带着这种思考习惯与对很多问题的困惑,他考入了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文科专业。但是并不是考了大学,这些问题就能解决。虽然图书馆里的资料提供各种可能的答案资源,但是他依然困惑不解。 直到他在大一发现了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教堂,以及教堂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才突然发现自己以前思考的问题也许在宗教里会有答案。 加入教会之后,他并没有打算成为基督徒,因为思考

何以一地鸡毛?——中国城市大教会的兴起、困境与出路

何以一地鸡毛?——中国城市大教会的兴起、困境与出路

编者按:这是任小鹏博士“致青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作为亲身经历者与研究者,作者反思了中国2000年之后一波大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衰之路,并试图解释这一信仰活力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教会模式的内在致命困境。文章在分析了“一地鸡毛”的信仰危机之后,也试图严肃讨论信仰的重建问题。本文不是学术文章,带有时评性质,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急剧变迁。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基督教,尤其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新兴教会”(或称城市大教会),迎来了一波快速增长期。 奥运会前后,人们在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些动辄数百甚至上千人的大教会,其富有活力的信仰表达和高学历会友人群,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家庭教会“边缘、底层、农村”的传统刻板印象。然而,当外部环境在近年发生逆转时,这些大教会的内在脆弱性与结构性张力也随之暴露。本文试图分析2000年之后中国大教会背后的产生机制、运行特点,反思其在时局判断上的深刻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教会回归生命本质的未来出路。 一、 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