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美国YMCA及同名歌曲《Y.M.C.A.》为研究对象，综合多学科方法探究文化符号的社会分裂与整合机制。研究分三时段梳理：早期YMCA 依托相关理念构建公民培育场域。20 世纪70年代该曲被赋予平权身份符号内涵，后经全球化传播被资本收编去酷儿化。2020年后被特朗普阵营改造为右翼民粹主义动员工具。其通过符号再语境化弥合保守派意识形态分歧，也反映出当代美国化符号空能指化趋向，流行音乐已成为政治极化中身份界定与情感动员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YMCA  情感治理  肌肉基督教  符号劫持  极化政治

作者简介：涂怡岚，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助理研究员，中国声乐艺术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在2020年以来的美国政治历史图景中，一首发行于1978年的迪斯科舞曲《Y.M.C.A.》引发了跨越政治、文化与宗教边界的巨大关注与争议。这首长期以来被LGBTQ+社群视作“同性恋国歌”（Gay Anthem）、歌颂都市边缘群体地下社交与身体解放的流行曲，令人惊叹地成为了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新一轮总统竞选集会上的标志性落幕曲。

一、问题的提出：《Y.M.C.A.》的符号劫持与政治悖论

《Y.M.C.A.》在当代美国政治文化史中构成了极具张力的悖论：为何一个拥有庞大保守派福音派基督徒基本盘、致力于推翻“罗诉韦德案”并限制性少数权利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会将其政治激情倾注于一首散发着浓厚酷儿（Queer）气息的迪斯科舞曲？这一文化符号的语义滑移与政治收编，显然不能用简单的“误读”或巧合来搪塞，其背后隐藏着美国社会深度极化背景下特殊的“情感治理”（Affective Governance）与强大的“符号劫持”（Semiotic Hijacking）机制。

要理解这一悖论，必须将《Y.M.C.A.》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脉络与政治神学语境中考察。本文采用文化史与政治社会学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将政治学中的“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神学与历史学中的“肌肉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以及文化批判理论中的“符号劫持”（Semiotic Hijacking）三者融贯为一个三维分析机制，用以解释文化文本如何被宏观权力结构与微观心理机制双向重塑。

具体而言，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指当代美国社会的极化已从单纯的政策分歧下沉为深刻的情感本能：选民对党内成员抱有强烈的群体内偏好，对党外成员则怀有极端的敌意，这种情感甚至能够扭曲公众对虚假信息的判断。在这一视域下，音乐成为一种高效的情感脚本。关于肌肉基督教，历史学家克里斯汀·科贝斯·杜梅兹（Kristin Kobes Du Mez）在《耶稣与约翰·韦恩》中指出，美国福音派已用一种崇尚暴力与父权制权威的好战男性气概取代了传统的基督教美德，这为保守派接受《Y.M.C.A.》中夸张的男性力量崇拜提供了神学前提。符号劫持则指权力中心通过剥离边缘符号的历史语境，向其强行注入官方意识形态，并运用法律和资本手段固化新意义的过程。

本文研究问题聚焦于：其一，情感极化机制如何将一首流行歌曲转化为悬置理性批判、凝聚身份认同的政治图腾？其二，当代白人福音派的“好战男性气概”（Militant Masculinity）如何替代《Y.M.C.A.》中曾蕴含的超男性化符号表达？其三，资本主义版权运作与右翼政治结盟如何共同完成对边缘群体文化记忆的“符号劫持”？

《Y.M.C.A.》的产生与传播不仅是细察美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典型音乐样本之一，更是透视当代极化政治中情感动员、宗教重构与文化霸权争夺的极佳棱镜。本文研究意义在于：首先，提供一个微观案例，揭示美国流行音乐在社会分裂与弥合过程中发挥的文化动力。通过追踪一个文化符号的跨世纪演变，观察社会矛盾如何映现于流行文化，及如何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被重新激活和利用。其次，突破传统政治分析中过度关注制度与政策的局限，详析文化符号的意义生产与争夺在当代极化政治中的重要性。再次，对理解基督教元素在美国政治中的复杂作用具有启示意义。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是具有深厚基督教渊源、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社会组织，其发展历程折射出美国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二、历史脉络中的身体政治：从YMCA到《Y.M.C.A.》的文化编码嬗变

（一）基督教青年会与“肌肉基督教”的身体政治

基督教青年会的诞生是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与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1844年，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在伦敦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彼时的伦敦，产业工人群体不断壮大，年轻工人面临工余时间缺乏健康活动可参与的问题。与此同时，第二次宗教大觉醒正席卷英美，之后将宗教信仰与社会关怀结合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运动兴起。

1851年，该会由移民美国的英国侨民引入北美，迅速扩张并确立了其作为“替代性社区”（Substitute Community）的功能定位。早期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深受社会福音运动影响，致力于将抽象宗教道德嵌入个体日常微观生活。通过提供宿舍、阅览室、职业培训以及后来的体育设施，该会在物理空间中打造了高度组织化的公民塑造场域。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整合机制。然而，进步主义时代的批评者也敏锐地指出，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温和慈善实际上充当了资本主义工业剥削的安全阀，掩盖了结构性的阶级矛盾。不论评价如何，该会在城市中心建立的这些全天候、自成体系且高度同质化（早期主要为白人青年男性新教徒提供服务）的会所大楼，在客观上为后来特定亚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地理土壤。

19世纪中后期，被称为“肌肉基督教”的思潮在美国发挥了广泛影响力，其核心理念是：男性的身体是上帝赐予的工具，必须通过体育锻炼加以强化；强健的身体不仅有益于个人健康，更是履行公民责任、参与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肌肉基督教”的兴起是对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多重焦虑的回应。随着女性在教会事务中影响力的增长，以及白领工作的兴起，白人新教徒精英中弥漫关于男性“阴柔化”（Feminized）的担忧，他们认为传统的拓荒者式粗犷男性气概正在流失，基督教正在被“阴柔化”。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分化和移民浪潮引发了白人本土主义对“种族退化”的恐惧，而强健的身体被视为保持种族优越性的手段。美国在19世纪末开始帝国主义扩张，“弱不禁风”的国民被视为此类野心的障碍。

在此语境下，基督教青年会成为“肌肉基督教”理念核心制度载体。大量非新教移民的涌入令本土白人产生“种族退化”的恐惧。为了维持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社会霸权与帝国主义扩张的需要，宗教领袖开始在神学上为体育锻炼和身体力量正名。他们主张，男性的身体是上帝赐予的圣殿与工具，必须通过严苛的体育锻炼加以强化。强健的体魄不再是世俗的消遣，而是抵御道德堕落、履行公民责任乃至参与国家建设的宗教义务。由此该会将体育馆提升到与祈祷室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19世纪90年代，任教于春田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的卢瑟·古利克（Luther Halsey Gulick II）将这一理念推向巅峰。他设计了代表“精神、心智与身体”（Spirit, Mind, and Body）完美统一的基督教青年会官方“红三角”标志。在他指导下，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与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分别发明篮球与排球。纽约青年会总干事罗伯特·麦克班尼（Robert McBurney）从基督教神学上为体育活动正名，概括青年会的内容是德育、体育、智育、群育，是以追求人完善的身心灵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

进入20世纪，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肌肉基督教”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异化。从早期强调通过体育克制私欲的清教徒式伦理逐渐演变为与国家实力、军事霸权和排他性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战斗性宗教”。二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深度参与组建了美国联合劳军组织（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c., 简称USO），为前线士兵提供生活服务和娱乐支持。这一历史行动不仅强化了该会作为国家机器辅助者的形象，也在无形中将“强健基督教男性”与“爱国美国军人”这两个符号紧紧绑定。

百年前埋下的神学与身体政治基因至关重要，它不仅解释了为何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白人福音派会如此推崇军事化的阳刚之气，更预示了为何充满士兵、警察等硬汉形象的《Y.M.C.A.》一曲即便脱胎于同性恋亚文化，最终仍能唤醒保守派潜意识深处对传统白人男性权威回归的渴望。

（二）在反叛与重构中诞生与传播的《Y.M.C.A.》

1978年10月，美国迪斯科组合村民乐队（Village People）推出了他们的第三张录音专辑《Cruisin'》，其中单曲《Y.M.C.A.》一经面世就在公告牌（Billboard）的舞蹈音乐/俱乐部播放单曲排行榜上名列第2位并保持15周之久，在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上达到榜首位置。

该歌曲的产生语境需要置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社会矛盾中理解。当时美国陷入文化战争（culture war），意识形态纷争日趋两极分化，民众对死刑、堕胎、同性结婚、LGBTQ+权益、新移民运动等的观点高度分化；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工会的衰落导致工人阶级失去与资方起码的议价能力，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开始塌陷；种族矛盾难以弥合，民权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种族歧视问题远未解决，城市骚乱频发；性别对立方兴未艾，女权主义兴起，同时同性恋解放运动也崭露头角。1969年夏，石墙事件标志着现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端，LGBTQ+群体开始公开反抗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和压迫。反战运动和挑战传统价值观的反正统文化运动产生了嬉皮士文化，表达着对现实的疏离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迪斯科音乐横空出世。其音乐特点为4/4拍的节奏、电子音乐配器、强劲的打击乐鼓点律动，其迷幻的色彩、科技感十足的制作让众多边缘群体在“反主流”中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

村民乐队本身是一个经过精心计算的符号学工程，其核心策略是“坎普”（Camp）美学与符号拼贴。组合的六名成员分别装扮成美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超男性化原型：警察（权威与秩序）、建筑工人（实干与阶级）、士兵（国家与纪律）、摩托车手（反叛与自由）、印第安酋长（原住民浪漫化）和牛仔（拓荒精神）。

对于当时保守的白人中产阶级观众而言，这些形象是对传统美国男性气概的直接赞颂；然而，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恋亚文化中，这些形象是对当时流行的“克隆人”（Gay Clone）文化的直接征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述坎普美学时指出，坎普的本质是对夸张、做作和不自然事物的热爱，它通过“严肃地对待轻浮”来达成反讽，这是一种典型的“坎普”感性，它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轻浮的事物，通过“太过了”（Too much）来达成反讽的效果。村民乐队通过极度夸张地模仿异性恋霸权下的男性特质将其转化为充满肉欲与享乐主义色彩的舞台狂欢。这种表演策略极具颠覆性：它并没有直接打出反抗的旗帜，而是通过把主流社会引以为傲的“硬汉”符号变成迪斯科舞池中的性感玩物，从内部解构传统阳刚之气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

尽管组合后来被认为是同性恋迪斯科团体，人物设定中却好像并没有为同性恋团体留有一席之地。这可以理解为不在场的同性恋形象其实就隐形在各个舞台上的角色中：法律的干预、同性恋者遇到的就业歧视、宗教排斥，这些不都是警察、工人等角色代表的吗？同性恋者自我意识被裹挟，只能妥协，并且沉默，因此，他们成了不在场的“第七人”。

《Y.M.C.A.》的歌词是流行音乐史上双重编码（Dual-coding）的经典案例。在表层叙事上，歌曲以基督教慈善家般的口吻，劝慰迷茫、沮丧的年轻男性（young man）去基督教青年会寻找“干净的床铺”“美食”和“朋友”。这种叙事与该会百年来的社会服务宗旨高度吻合，使其能够毫无障碍地在主流电台、体育赛场和家庭聚会中播放。

然而，在潜文本叙事中，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都市同性恋社群的语境里，歌词充满了极具挑逗性的空间隐喻。基督教青年会的廉价宿舍与仅限男性的健身房往往被认为是前艾滋病时代（Pre-AIDS era）男同性恋群体躲避社会审视、进行隐秘社交乃至寻找性伴侣的关键空间（Cruising Spot）。歌词中诸如“和所有男孩在一起”、“这里有年轻男孩享受的一切”等短句，在这一语境下被解读为都市酷儿群体对性解放和社群归属感的隐秘宣言。这首歌曲成功地用主流社会听得懂的语言传递了边缘群体才能完全解码的内部暗号，从而被广泛加冕为“同性恋国歌”。

从第三层解读来看，这首歌也可以被理解为被压迫者的鼓舞之歌。复杂的社会矛盾带来的对抗情绪，大多数人很难置身事外，或因肤色或因性别或因政治观点对抗的人们总有强势与弱势的双方，弱势一方主动代入“受压迫”角色，就会从这首歌的歌词中找到共鸣。如反种族歧视运动中的黑人与少数族裔、传统反叛运动中的年轻学生、被资方压榨的工人阶级，如果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身份代入歌词中，也可以得到内涵不同的解读。创作者维克多·威利斯（Victor Willis）在2017年接受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创作动机是想要写一首适合任何生活方式的歌曲”。这里的“任何生活方式”可以理解为当时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冲突中被压迫一方，这是一首写给所有被压迫者的鼓舞之歌，男性可以，女性也可以；同性恋可以，与同性恋对抗的反同性恋群体如果认为同性恋者的抗争使他们感受到了压力也可以；工人阶级可以，被频繁的工会活动搞得焦头烂额的资产阶级当然也可以。

三、全球语境中的"去酷儿化"：符号漂移与收编机制

面对《Y.M.C.A.》席卷全球的浪潮，作为发源地与被指涉对象的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全球资本市场呈现了一场关于文化符号剥夺与重构的典型演练。这一过程揭示了有宗教渊源的社会组织在世俗化浪潮中的妥协，以及新自由主义资本如何通过“去酷儿化”（De-queering）来收编亚文化资源。

1978年底，当歌曲飙升至公告牌排行榜第二名时，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首要反应并非反思或对话，而是威胁对村民乐队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在同性恋平权运动激荡的20世纪7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具有基督教渊源的机构否认其设施被用作地下同性社交场所，也不愿以“亵渎宗教”或“反同性恋”的道德名义发起诉讼，以免成为平权运动众矢之的。起诉在当时纽约和旧金山等美国城市无异于公关自杀。采用现代公司制的知识产权保护逻辑，以“商标使用未获授权”为由是一个中立的法律手段，可作为最安全的法律屏障，基督教青年会可以在不触及“同性恋”这一敏感词汇的情况下试图控制歌曲的传播。

然而，资本的力量很快压倒了保守的矜持。随着歌曲在全球的爆红，基督教青年会入会咨询量竟然激增，这首“免费的广告歌”为其带来无可估量的品牌曝光与青年吸引力。对品牌盗用的起诉在之后不久的一场友好庭外调解中得以和解。到2008年，基督教青年会媒体关系经理莉亚·鲍（Leah Pouw）接受采访时，发表的对这首歌及其与同性恋的联系的看法已经颇为积极：“我们基督教青年会庆祝这首歌。它是对基督教青年会以及我们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社会服务的正面陈述。” 基督教青年会最终选择张开双臂拥抱这首歌。如今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正式活动甚至筹款晚宴上，这首歌几乎是必放曲目，大家往往起舞。

这一态度的转变也标志着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背景的淡化，转化为宽泛的、市场化运作的社区服务品牌形象。具有宗教渊源的非营利机构面对时代发展而进行的适应性重构为该符号后续被彻底工具化铺平了道路。

《Y.M.C.A.》在走出美国、进入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去酷儿化”（De-queering）现象，即其同性恋隐喻逐渐淡化，转而回归到更为普世的青春、活力、友谊等主题。文化符号在跨国界流动时，其根植于特定社会土壤的亚文化隐喻往往会被过滤或刻意抹除，从而转化为符合最大公约数的商业消费品。

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意义漂移与净化证明了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强大的收编能力。一首反映被压迫者苦闷与狂欢的地下赞歌被成功漂白为适合全家老小共同舞动的无害背景音，这反映了文化符号在跨语境传播中的意义漂移，同性恋隐喻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编码在其他文化环境中无法被解码或被有意忽略。正是这种长达四十年的“去酷儿化”铺垫，使得后来保守派选民能够在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的情况下接纳这首歌曲。

四、极化政治中的符号挪用与情感治理

进入21世纪20年代，美国极化政治达到了冷战以来的最高峰。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周期中，《Y.M.C.A.》的符号命运迎来了最为震撼的转折：它不仅被挪用为MAGA运动的集会落幕曲，更成为实施情感治理的核心内容。

（一）情感治理与空能指化：MAGA运动对《Y.M.C.A》的政治挪用

能指“是符号学的基础概念，它与所指的结合构成了意指作用,”“能指的政治维度是贯穿结构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隐秘线索。空能指是没有所指，但又能吸纳一切所指的能指。”“‘空能指’之所以是空的是因为它不是静止和唯一的，而是变化与可替代的。但它又暂时停止了能指链条的滑行，也是主体欲望的凝结者和承担者 因此它又被称之为主导性能指。”本文使用的“空能指化”，即指文化符号在被资本与权力双重收编的过程中，其原初的历史意义被掏空，转而成为可以装填任意政治内容的意义容器。

在极化政治环境中，理性的政策辩论已经失效，政治动员越来越依赖于情感层面的操控。实证研究表明，特朗普的竞选歌单绝非随意播放的背景乐，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情感架构”（Emotional Architecture） 。在对2015年至2024年间特朗普集会使用的221首歌曲的Spotify音频特征进行提取后，研究者发现其歌单系统性地被高能量情感所主导，特别是“兴奋”（Excited）与“愤怒”（Angry）这两大高能量指标严重偏高。

这些播放列表实际上构成了政治传播中的“情感脚本”（Affective Scripts）。《Y.M.C.A.》正是在这一脚本中承担了“兴奋”与“集体狂欢”的终端释放功能。根据音乐社会学家托马斯·图里诺（Thomas Turino）的理论，这种“参与式音乐”（Participatory Music）通过降低大众参与门槛（简单的字母手势舞、高分贝的重低音），强制性地实现了参与者在听觉与身体层面的高度同步。在震耳欲聋的声浪中，文字的逻辑意义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声学层面的纯粹震动与感官刺激。音乐在这里作为一种“软权力”（Soft Power），成功地将众多原子化的、充满社会怨恨的蓝领工人和保守派选民熔铸成一个同频共振的排他性实体。

《Y.M.C.A.》在MAGA运动中的确立存在明确的历史节点。2020年3月，这首单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录音登记处认证为“具有文化、历史或美学意义”。这表明它不再被视为颠覆性或有伤风化的作品，而是被视为一首与他人共享欢乐的通用歌曲。一个月后，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反封锁集会上，这首歌被反复播放。一些抗议者将歌词中的“YMCA”改成了“MAGA”。随后，这一符号被特朗普竞选团队敏锐地捕捉并收编。2020年10月，在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并戏剧性痊愈后，《Y.M.C.A.》在其集会上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面对外界对其高龄与健康状况的质疑，特朗普在集会尾声伴随该曲的强劲节奏，在讲台上挥舞双拳、指向人群的笨拙但充满力量感的“招牌舞动”（The Trump Dance）应运而生。相较于被其阵营描绘为“瞌睡乔”（Sleepy Joe）的虚弱对手，特朗普通过这种长时间的高能量身体表演，向支持者传递出一种战胜病毒、藐视精英建制派的强者信号。此时的《Y.M.C.A.》成为展示“生命力”（Vitality）的政治道具，象征着MAGA运动在危机面前的生存、复原与狂欢 。

对于许多学术界与自由派媒体而言，一个主张限制性少数权利的政治势力伴随着“同性恋国歌”起舞，充满了极大的反讽意味。然而，根据“情感极化”理论，这种反讽在受众心理层面是失效的。情感极化的核心特征是：选民的政治信念不再基于理性事实，而是基于党派认同的感性依附。在这种心理机制下，即使事实（这首歌是同性恋文化的产物）与他们的价值观（反对同性恋）相悖，强烈的情感共鸣也会驱使他们进行认知过滤。

MAGA支持者们在现场并不在意文本的原始语义。这首歌唤起的是他们对20 世纪70年代末期那个制造业繁荣、白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尚未受到多元文化主义强烈冲击的“黄金岁月”的怀旧。人类学家指出，特朗普口号中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中的“再次”（Again），实质上是一种渴望抹除历史复杂性、重新回到传统秩序的“重来”（Do-over）情结。在这里，村民乐队原本的“坎普”特质被右翼民粹主义转化为一种政治上的“媚俗”，纯粹的情感宣泄成功跨越了社会现实的鸿沟。

（二）政治神学的深层回响：“耶稣与约翰·韦恩”的共谋

要彻底解释为何保守福音派这一美国最为传统的宗教群体能够毫无顾忌地拥抱《Y.M.C.A.》及特朗普，本文必须深入探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白人福音派内部发生的深刻的神学变异。这一部分构成了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的核心理论拓展。

杜梅兹指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白人福音派已经构建了一种崇尚“好战男性气概”（Militant Masculinity）的神学文化。他们系统性地将信仰与父权制权威、军事力量、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美国国家主义紧密绑定。在这一全新神学叙事中，传统福音书中主张爱与和平、甘愿为世人受苦的耶稣形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手持利剑、惩恶扬善的“终极战士”。福音派信徒渴望一位能够像好莱坞西部片硬汉约翰·韦恩（John Wayne）那样，用粗暴、果断甚至不惜采取法外暴力手段来保护基督教美国的强人领袖。

这种演变是对前文提及的“肌肉基督教”在当代的延续与极端化。从冷战时期将共产主义视为对基督教男性气概的威胁，到20世纪90年代“守约者”（Promise Keepers）运动呼吁男性夺回家庭和社会的领导权，再到后“9·11”时代对伊斯兰世界的恐惧，福音派在长期的文化战中积累了深厚的父权制焦虑（心理学意义上的“去势焦虑” Castration Anxiety）。他们深信，世俗自由主义、女权运动和同性恋平权正在摧毁美国的基督教根基。

特朗普的出现不完美地契合了基督教右翼积累已久的神学需求。虽然特朗普在个人私德上（多次婚姻、婚外情、缺乏虔诚的宗教记录）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背道而驰，但他所展现出的攻击性、霸道、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蔑视以及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正是福音派心目中理想的“保护者”形象。为了解决支持一位道德瑕疵领袖所带来的认知失调，福音派神学家们发展出了一套“居鲁士”（Cyrus）与“耶户”（Jehu）的政治神学叙事 。正如《旧约》中的波斯王居鲁士，虽非犹太信徒，却被上帝选为“器皿”来拯救以色列人；特朗普也被描绘为上帝拣选的非传统兵器，被派来摧毁自由派精英的文化霸权。在这种叙事框架下，特朗普的粗鲁与冒犯不再是缺点，而是执行上帝意志所需的“战士”特质。

在这一严密的政治神学逻辑下，《Y.M.C.A.》在集会上的角色便豁然开朗。这首歌曲虽然世俗，但其呈现的警察、工人、军人等超男性化符号，在潜意识层面与福音派对“肌肉基督教”和“强悍男性集体”的推崇形成了强烈的共振。当这首歌在集会的高潮响起，它创造了一个排斥了“软弱”自由派和多元主义者的想象共同体。保守派们伴随着迪斯科节奏起舞，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替代性的宗教仪式（Alternative Religious Ritual）。在传统教会出席率下降的背景下，政治集会日益承担起宗教的情感抚慰功能。在这个空间里，特朗普是弥赛亚式的复仇者，《Y.M.C.A.》则化身为礼拜结束后的欢庆圣歌。它通过高能量的听觉压迫，制造了一种超越理性的信仰体验，为深陷地位焦虑的保守派白人提供了稀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他们剥离了歌曲中的同性欲望，只保留了纯粹的父权力量与兄弟情谊的幻象。

（三）2024-2025年：版权武器化与国家级典礼的文化加冕

如果说2020年至2023年间，MAGA运动对《Y.M.C.A.》的使用尚属于政治挪用的范畴，那么到了2024年的大选冲刺期及2025年1月的总统就职典礼，这一事件则演变为一场由新自由主义资本与右翼政权深度合谋的符号劫持与文化绞杀。

村民乐队的核心成员、歌曲创作者维克多·威利斯曾多次通过经纪人向特朗普竞选团队发送“停止侵权警告函”，试图阻止其歌曲被用于极化政治。然而，在巨大的资本利益面前，这一立场迅速土崩瓦解。2024年下半年，随着特朗普竞选势头的持续高涨，《Y.M.C.A.》这首发行了46年的老歌迎来了不可思议的商业第二春，史无前例地登顶了公告牌（Billboard）舞曲及电子数字歌曲销售榜。据威利斯本人在脸书及媒体采访中坦承，特朗普的持续播放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歌曲的全球热度，更直接为他个人带来了“数百万美元”（Several million dollars）的版税收益。同时，特朗普团队也通过版权组织（如BMI）正式取得了该曲的政治使用许可。在利益与权力的双重引诱下，威利斯完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立场反转。他不仅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继续使用该曲，甚至反戈一击，开始对试图讲述这首歌历史渊源的媒体与个人进行法律围剿。威利斯于2024年12月2日在脸书上发布声明，将从2025年1月起对将《Y.M.C.A.》称为“同性恋国歌”的新闻机构或个人采取法律行动，并向喜剧演员吉姆·杰弗里斯（Jim Jefferies）发送了勒令停止函,在信中他明确指出杰弗里斯的解读“不是他歌词的实际含义，歌词中也绝无任何内容能如此暗示”。他试图运用自己夺回的部分版权，在法律层面上强行改写这首歌的文化基因，声称该曲仅仅是关于“黑人男性之间的友谊”和“异性恋的单纯乐趣”，坚决否认其中存在任何关于男同性恋社交的隐喻。

这一举动是符号劫持在当代文化战中的典型体现。威利斯利用资本主义法律体系赋予的版权优势不仅剥夺了亚文化群体的历史解释权，更是试图从集体记忆中抹除这首歌作为反抗边缘压迫符号的过去。这种为了迎合主流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文化“直化”（Straight-washing）操作，实质上是协助MAGA运动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场清洗。

这场符号劫持的终极胜利定格于2025年1月的第47任美国总统就职系列典礼。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仪式，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文化展演往往具有极强的政治宣示意味。与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职时难以邀请到一线明星的窘境不同，2025年的庆典阵容包括凯莉·安德伍德（Carrie Underwood）、摇滚小子（Kid Rock）等支持保守立场的乡村及保守派歌手，明确指向了白人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全面回归。在1月19日于首都第一资本体育馆举行的MAGA胜利大会上，特朗普与村民乐队同台共舞《Y.M.C.A.》，现场气氛热烈，支持者齐跳标志性手势舞，甚至将“Y.M.C.A.”即兴改为“M.A.G.A.”以呼应竞选口号。次日晚，该乐队也在就职自由舞会上再次献唱此曲，延续庆典热潮。现场的MAGA群众并不在意歌曲的原始文本意义。他们在乎的是这种集体仪式带来的归属感。在这里，迪斯科的“坎普”特质被转化为政治上的“媚俗”，成为无需思考、纯粹情感宣泄的工具，通过简单的节奏和动作，将成千上万个原子化的个体熔铸成一个情感共同体。在 2026 年 5 月 14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为迎接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而举行的国宴上，中国解放军乐团演奏《Y.M.C.A.》作为压轴曲目以向特朗普致敬。“当《Y.M.C.A.》的乐曲响起，美方嘉宾们的表情瞬间一亮，还有人随着节拍模仿特朗普标志性的舞姿。”“美方嘉宾在听到这首‘神曲’时轻松甚至带着几分幽默感的互动，在外交场合并不多见。他们瞬间释放的松弛，也让当晚宴会‘轻松、愉快’的氛围变得更加具象。”这一精准的个性化外交表达了对客人的最高尊重，有利于营造轻松务实的双边氛围、化解政治张力，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文化自信与身段开放。

一首由非裔美国人与法国制作人共同打造的、原本用于歌颂都市男同性恋隐秘社交与身体解放的亚文化抗争迪斯科，在经历了全球化资本的“去酷儿化”洗礼后，最终被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收编，并在国家最高权力背书中加冕为纯粹、排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国家级图腾。原作者对资本的屈服与对权力的拥抱宣告了流行文化作为边缘群体反抗阵地的失守。

结论：空能指化的流行文化与美国社会撕裂的不可愈合

通过对基督教青年会（YMCA）及其衍生同名歌曲《Y.M.C.A.》的深度解析，本文在情感极化、政治神学与符号劫持的交叉理论框架下揭示了当代美国极化政治的文化运行机制：

第一，流行音乐已成为极化政治中具有隐蔽性与杀伤力的情感治理工具。

在美国社会陷入深度极化的今天，传统的政治共识与理性政策辩论几近溃败，政治动员转而诉诸情感的操控。通过高频度、高能量地使用《Y.M.C.A.》等具有高度参与性的舞曲，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成功构建了一个免于理性审视的情感共同体。藉由情感极化机制，这种基于声学震动与身体律动的集体欢腾将公众对社会结构不平等的怨怼转化为对虚幻强权的崇拜。音乐在此刻失去了其作为艺术审美的独立性，沦为划定党派边界与煽动外群体敌意的麻醉剂。

第二，文化符号的“空能指化”折射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与极化政治的共谋。

《Y.M.C.A.》从被抵制到被收编，再到原作者运用版权武器对“同性恋国歌”标签的法律清剿，展示了文化霸权争夺的残酷现实。文化记忆并非坚不可摧的纪念碑，而是可以被权力与资本随意涂改的羊皮卷。当一个具有抗争潜能的亚文化符号面临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或被主流政治势力看中其动员价值时，资本逻辑将毫不犹豫地掏空其历史语境完成“去酷儿化”，将其改造为一个可以装填任何意识形态的“空能指”。这一符号劫持事件亦说明后现代语境下边缘群体试图依靠流行文化进行抵抗的深层无力感。

第三，福音派的政治神学转向预示着美国民主面临深层的认同危机。

表面上看是保守派随着迪斯科舞曲起舞的荒诞喜剧，其实质是美国白人福音派为应对现代性挑战而发生的严重神学变异。从19世纪初具清教徒伦理的“肌肉基督教”，到21世纪彻底拥抱暴力的“好战男性气概”，福音派已经将基督教的超越性救赎置换为对现世父权统治和排他性国家主义的迷恋。他们通过“居鲁士神学”为保守神学语境中特朗普的道德瑕疵背书，通过挪用《Y.M.C.A.》中的男性力量符号来抚慰自身的“去势焦虑”。这种替代性宗教仪式的盛行，表明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触及了文化基因的最深层。当宗教不再是凝聚社会共识的黏合剂、却沦为党同伐异的武器时，社会撕裂的伤痕难以愈合。

《Y.M.C.A.》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跌宕起伏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如何在文化战中步步为营，以期达成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占领。当复杂的历史与边缘群体的抗争被简化为2025年就职典礼上的共歌齐舞，美国社会距离重建真实、理性的公共领域，显然已渐行渐远。

注：本文经刊物和作者同意转载，特此感谢。为方便阅读，文中注释及表格省略，详情请见《世界宗教文化》2026年第3期，第40-50页。（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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