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听见“Disciple or Die”｜从“教会增长”到“门徒塑造”模式的转变，对今日中国教会有何重要启发？
——参加亚洲教会与宣教大会所听有感
背景介绍：2026亚洲教会与宣教大会（Asia Conference on Church and Mission 2026）于6月9日至11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开幕，来自25个国家的超过两百位牧者领袖出席大会。本届大会由亚洲福音联盟主办，主题为“门徒训练，关乎存亡3.0”（Disciple or Die 3.0），指出亚洲教会当前最迫切的挑战之一：重新恢复有意识的门徒训练，使其成为基督教使命的核心。
参加此次亚洲教会与宣教大会让我不断思想的的一个话题，就是大会本身的主题：“Disciple or Die 3.0”，直译过来就是“门徒，或死亡”。换句话说，如果教会不做门徒培训，就会走向死亡。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甚至有些强烈的表达。
在几天的会议、采访和讨论之后，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为了制造紧迫感或者噱头而提出的口号，而是亚洲福音联盟（Asia Evangelical Alliance，简称 AEA）在过去近十年来逐渐形成的判断：教会真正的危机，并不一定是人数减少、资源不足或外部环境变化，而是即使还有聚会、活动、项目和组织运作，却没有真正培养跟随基督并能带领别人跟随基督的门徒。
这一主题背后的重要推动者，是亚洲福音联盟秘书长班邦·布迪扬托（Bambang Budijanto）。在专访中，他把自己对门徒训练的关注，追溯到一份研究报告。
2015年，巴纳集团（Barna Group）与领航会（The Navigators）合作发布《门徒训练现状》（The State of Discipleship），调查美国基督徒参与门徒训练活动的比例。结果显示，只有约2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参与某种形式的门徒训练活动——而这20%，还只是指参加主日学、查经小组或类似聚会，并不等于真正在训练别人作门徒。
这个数据让他深受震动。“我们口口声声说爱他、尊崇他，但实际上只有20%的人在行动；这意味着80%的人违背了耶稣的命令。”他说，更令他难过的是，许多教会领袖明明知道这种状况，却仍然继续照常举办周年庆、营会、项目和大会，仿佛一切都正常。他用身体作比喻说，如果一个人身体里80%的机能都停止运作，这个人就是在走向死亡，不可能还照常运转。教会也是如此。
在布迪扬托看来，耶稣升天前留下的最后命令是“使万民作门徒”。在亚洲文化中，临终遗言往往被看得很重，因为一个人最后说的话，通常浓缩了他最想留下的托付，因此，大使命的核心不是简单地把人带进教会，也不是单纯让人参加宗教活动，而是使人成为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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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警醒最早在2016年AEA于印尼万隆举行大会时进入讨论。当时，大家对此并不感兴趣，为什么要在大会上讨论？它在神学上并不复杂，也不算什么高深的理论。
2019年，世界福音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简称 WEA）在印尼举行大会，这是继2008年泰国芭堤雅大会之后，时隔11年再次召开的世界福音联盟大会。布迪扬托当时担任议程筹备小组的主席。据他回忆，在正式设计议程前，团队先花了三天祷告，寻求神对这次大会的指引。神非常明确地向他们显明了“门徒训练”这一方向。会议结束后，正式启动了“门徒培训十年”计划（2020-2030年），并将重点放在这一事工上。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AEA 首次以线上形式召开大会，主题为"新处境中的亚洲教会"（Asian Church in the New Landscape）。布迪扬托回忆说，那时候他们意识到，世界变了、宣教的形态变了、教会的处境也变了，但有几件事没有改变：耶稣基督没有改变，作为基督新妇的教会没有改变，大使命也没有改变。越是在变化中，教会越需要坚固那些不变的东西。
经过疫情期间几年的观察、研究和祷告，2024年，AEA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第11届大会上正式提出 “Disciple or Die”。如果说2024年的蒙古大会是一次警醒，目的是把门徒训练的危机摆在亚洲教会领袖面前；那么2025年在韩国举行的 “Disciple or Die 2.0”则进一步把这种警醒转化为战略动员，聚焦儿童与家庭门训、青年赋能、宣教动员与加速，以及人工智能在神国使命中的应用。
到了2026年菲律宾马尼拉这次举行的 ACCM 2026，“Disciple or Die 3.0”则进入了更具体的阶段：从概念进入行动，从呼吁进入指标与执行。
大会明确提出，到2033年，AEA 希望在亚洲看见一个充满活力的门徒训练型教会运动，而这个目标是层层嵌套定义的：
一间地方教会，如果有20%以上的成员正在主动训练别人作门徒，就可以被称为"门徒训练型教会"；
一个宗派，如果30%以上的地方教会达到这个标准，就是"门徒训练型宗派"；
一个国家的福音联盟，如果40%以上的成员宗派达到这个标准，就是"门徒训练型联盟"；
而到2033年，AEA 希望看到亚洲50%的国家福音联盟成为门徒训练型联盟。
布迪扬托解释，之所以把"20%"设为地方教会的门槛，是借用了帕累托法则——一个群体中20%的人，通常能带动80%的结果。大会也对“门徒”“门徒训练”和“成功的门徒训练”作出说明。门徒不是单纯参加聚会的人，也不是只接受课程训练的人，而是跟随基督、生命被改变，并参与使别人作门徒的人。门徒训练也不是一次课程，而是一段旅程：引导远离神的人归向神，接受基督，并继续在生命各方面越来越像基督。当被门训者开始为自己的属灵成长承担责任，并进一步去门训别人时，门徒训练才真正开始结出可复制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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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并追踪这些目标，大会正式推出了DCAR 平台——"门徒训练型教会进阶记录"（Disciple-making Church Advancement Record），作为记录、认证和问责工具。牧者可以通过平台登记教会，并在教会达到相关门徒训练指标时提交认证申请；认证需要国家联盟或宗派领袖背书。
会议中，第一份DCAR 证书被颁给一个与菲律宾已故教会领袖赫利·蒙特斯主教（Bishop Herley Montes）相关的教会网络。蒙特斯的儿子乔尔·蒙特斯主教（Bishop Joel Montes）代表这一教会网络领取证书。蒙特斯主教建立的多个教会，信徒人数一直停滞在200到300人左右。当一位导师问他有多少门徒时，蒙特斯最初回答的是出席人数。导师追问他：不是出席人数，而是门徒。
“他无法回答，”布迪扬托说。
在接受门徒训练原则的指导并完成从以活动为主的模式向门徒训练模式的转变后，蒙特斯的母教会发展到约4000名成员，并拥有约500个分堂。
蒙特斯的故事，也成为大会中说明“门徒训练有代价”的一个具体例子。在转型后的前六个月，大约一半的会众离开了教会——他们虽然想参加礼拜，但不愿意去训练他人成为门徒。然而，蒙特斯始终坚持，最终也因此结出了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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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扬托认为，对于门徒训练，亚洲教会面对的主要挑战，首先是领袖的思维模式。他说，以色列人在方向不清楚时造了金牛犊；今天，许多教会在方向不清楚时，也会制造自己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是统计数据、人数、建筑和规模。人们以为数字代表成功，大型建筑代表成功，但“衡量错误的东西会导致错误的行为”。
其次，门徒训练是有代价的。它不只是奉献金钱，不只是投入时间，也不只是贡献才能，而是把生命给别人。如果一个教会的思维模式只围绕规模、权力和人数，那么当它拥有资源时，就会把资源投向更舒适的场地、更好的设施、更吸引人的活动，而不是投入到门徒训练中。
在大会中，布迪扬托进一步指出，当代教会之所以陷入以活动为中心的模式，背后有三个更深层的问题，他称之为"三道内在裂痕"。
第一道裂痕，是把"紧迫感"误解成了"急救模式"——他认为这是现代教会历史上对大使命最严重的一次误读。真实的属灵复兴当然会带来紧迫感，因为人遇见基督后会意识到时间宝贵；但过去两百年，许多教会把这种紧迫感转化成了一种"急诊室逻辑"：面对数以十亿计尚未信主的人，教会做出了一个类似医院分诊的决定——先让人得救，先把人带进天堂，至于门徒训练可以以后再说。布迪扬托认为，这种逻辑虽然看似热心，实际上却把大使命拆开了。大使命不是急诊室里的分诊程序，而是一项完整的托付：去、使人作门徒、施洗、教导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其中没有一项是可选的，也没有一项可以延后。
"没有门徒训练的传福音，让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他说。
第二道裂痕，是门徒训练被"关在了教会内部"。根据布迪扬托自己的调查，超过90%的门徒训练活动其实发生在教会建筑里，面向的是已经信主的人。但大使命所托付的对象不是"去到所有教会"，而是"去到万民"——如果门徒训练只发生在教会内部，教会就把一个原本面向万民的使命，缩小成了内部课程和内部活动。
第三道裂痕，是门徒训练的责任从地方教会转移给了机构。布迪扬托并不否认福音机构的贡献，但他强调，大使命首先是交托给教会的，机构可以帮助、装备、补充教会，却不能取代教会成为门徒训练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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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到过去几十年西方教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
20世纪上半叶，美国教会的主流形态仍然是宗派—社区型教会。许多人去教会，是因为教会本来就是社区生活、家庭传统和宗派身份的一部分。后来，随着后基督教社会的到来，宗派忠诚下降，社区流动增强，年轻人不再自然留在教会，传统教会开始衰退。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教会增长运动逐渐兴起。到1970至1990年代，美国福音派中形成了一套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增长模式：研究社区，降低慕道友进入教会的门槛，使用现代音乐、实用讲道、儿童和青少年事工、小组、课程、志愿者系统来吸引人。后来被称为"慕道友导向"（seeker-sensitive）、吸引型教会（attractional church）、超大型教会（megachurch）的模式，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
这种模式有它积极的一面。它帮助许多不愿走进传统教会的人重新接触教会，也推动教会反思过于封闭的宗教语言和内部文化。但它也容易滑向消费主义逻辑：人来到教会，是为了获得好的讲道、音乐、儿童事工、社群体验。教会也容易把“人来不来、满意不满意、参与不参与”当成核心指标。
这种模式的高度成熟版，就是吸引型、平台型的大型教会——不只是教会变大，而是形成了一整套组织系统：大型主日、专业团队、多部门事工、强讲台、多堂聚会、品牌视觉和复杂的事工管理。问题不在于教会大本身，而在于当规模、平台和效率成为主要衡量标准时，教会可能会不知不觉把信徒塑造成宗教消费者，而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大约从1998年到2010年前后，美国福音派内部开始出现集中的反思。1998年出版的《宣教型教会》（Missional Church）从教会论和宣教框架上改变了讨论的语言：教会不是一个主要等待人进入的宗教场所，而是一个被神差派进入世界的群体；宣教也不是教会众多事工中的一项，而是教会整体身份的一部分。讨论的焦点，也从"如何吸引更多人来到教会"，转向了"教会如何在所在社区、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见证基督"。
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柳溪教会（Willow Creek）的"揭示"研究（REVEAL）。柳溪本身曾是美国慕道友导向教会的代表之一，它所发展出的主日敬拜、实用讲道、事工项目和小组系统，长期被许多教会视为成功范例。因此，当它自己的研究发现，信徒参与教会活动的程度，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属灵成熟时，这个结论在美国教会界引发了很大震动——它挑战的是一个深层假设：只要人来到教会、参加敬拜、加入小组、参与课程和服事，就会自然成长为成熟的门徒。
2010年代以后，这种反思进一步扩展为更广泛的教会更新语言。人们开始更多谈论门徒塑造型教会（disciple-making church）、宣教型群体（missional community）、属灵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等概念。这些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共同点是：不再把成功主要放在主日人数、建筑、预算、项目和平台影响力上，而是问：这些人是否真的在跟随耶稣？是否正在改变？是否能陪伴别人也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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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股大型化、专业化、平台化的教会发展风潮，多少也影响了中国教会，尤其是2000年以后兴起的城市教会。
中国教会的发展道路和美国并不相同。1949年前，中国新教有大量差会和宗派背景，也有学校、医院、出版、神学院等机构型事工，同时也出现了本土运动。1950年代以后，三自结构与非正式聚会并行；到文革时期，公开宗教活动基本被禁止。改革开放后，教会重新开放，大量教会也在农村兴起。1980至2000年代，中国教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农村复兴、家庭聚会、巡回传道人、祷告、神迹医治、苦难见证以及亲缘地缘网络。
这和美国大型教会模式有很大不同。美国大型教会更像是“吸引人来到一个做得很好的教会”，而中国农村复兴更像是“福音在关系网络中扩散”。它的强项是热心、牺牲、祷告、传福音和忍耐；它的挑战则是牧养资源不足、神学训练不足、领袖培养不足，也容易出现极端和混乱。
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化、大学扩招和中产阶层形成，城市家庭教会开始兴起。知识分子教会、白领教会、改革宗取向教会、职场团契、大学生团契、城市大教会和跨城市网络逐渐出现。这个阶段，中国教会开始更多接触西方城市教会、专业化事工和神学训练资源。讲道、敬拜、团队、课程、办公室、儿童事工、职场事工、网络传播和跨地区平台，成为许多城市教会想象“教会发展”的重要部分。
这当然带来许多积极影响。城市教会在神学训练、讲道品质、组织能力、文化表达和公共意识上都有新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些类似西方教会的问题也开始出现：教会可能越来越依赖名牧、强讲台、课程体系、神学品牌和网络内容；信徒可能听了很多道、上了很多课、读了很多书，但真实生命、群体委身、传福音、服事和陪伴人的能力未必同步成长。
2018年以后，随着宗教法规和社会环境变化，许多城市教会面对更大压力。大型聚会、公开活动和平台型运作变得更加困难，教会不得不更加小型化、分散化、家庭化或小组化。这个变化带着压力和痛苦，但它也成为一个重新思想门徒训练的机会。
中国教会今天谈门徒训练，不完全是因为“消费主义毒害”，虽然城市教会中确实也存在消费主义倾向；更重要的是，当外部空间变小以后，教会不能再只靠大型聚会、名牧讲道、密集课程和热闹事工来维持。它必须重新面对一些更基本的问题：普通信徒是否真的会读经、祷告、跟随主？家庭是否能成为信仰传承的场所？小组是否只是聚会单位，还是门徒关系的场所？牧者是否只是供应很多人的讲员，还是装备许多人去牧养许多人的人？信徒是否只是接受者，还是能承担、陪伴和差派的人？
小型化本身不等于健康。分散化本身也不等于门徒训练。如果只是场地变小、人数变少，却仍然维持听众逻辑，那么教会并没有真正更新。但如果小型化促使教会重新发现家庭、小组、关系、陪伴、信徒承担和日常见证，那么这个被迫的变化就可能成为一种属灵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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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CCM 2026 上，AEA 并没有把"门徒，或死亡"停留在口号层面。布迪扬托在采访中总结了会议中讨论的作为“国家联盟”和“区域联盟”需要共同采取的七项干预措施。
第一，是持续积聚势头。对区域联盟而言，年度会议不仅是活动，也是维持共同异象和属灵动能的方式。正因如此，AEA 已经从 Disciple or Die 1.0、2.0、3.0 走到现在，并计划继续推动下一阶段。
第二，是建立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任何运动若要持续，都需要足够多的领袖、教会和国家联盟共同领受异象。因此，AEA 希望在各国家福音联盟层面开展愿景传递，使这不只是一次区域会议的主题，而能进入各国教会的实际讨论。
第三，是装备。即使教会领袖被激励、愿意行动，如果没有培训和工具，也难以真正转型。要使一间习惯于主日聚会和周间活动的传统教会，转变为日常生活中持续塑造门徒的群体，并不容易。因此，训练和工作坊将成为重要环节。
第四，是资源供应。门徒训练不能只靠热情，还需要教材、方法、路径和可复制的资源。第五，是建立衡量与监测机制。布迪扬托特别强调，如果衡量标准错了，教会的行为也会被带偏。统计出席人数很容易，衡量门徒训练却困难得多，因为门徒训练是一段旅程。但正因如此，教会更需要发展合适的指标，帮助自己持续被提醒、被校正。
第六，是鼓励。门徒训练是一条漫长道路，教会和领袖需要不断被鼓励，才能继续追求卓越。第七，是伙伴关系。没有一间教会、一个宗派或一个国家联盟能独自完成大使命。门徒训练运动需要跨教会、跨机构、跨国家的合作。
布迪扬托也介绍，AEA 正向各国家福音联盟提出一项为期三天半的活动方案，帮助各地把 “Disciple or Die” 从区域会议主题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实际推动。第一天用于激发异象、转变思维模式；接下来两天则分成不同训练轨道，包括青年导师培训、家庭门徒训练倡导者培训，以及帮助牧师从传统活动导向教会转型为门徒训练型教会的实操训练。他表示，从接下来一段时间直到2028年底，AEA 计划在大多数国家联盟中推动多次此类三天半的活动，同时配合DCAR 平台，推动门徒训练从会议现场进入地方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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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中国和华人教会时，布迪扬托也表达了期待。
他认为神赐给中国教会许多恩典，包括坚定的委身、宝贵的经验，以及庞大的信徒群体。也正因为如此，华人教会自然会有一种愿望，希望将神所赐的恩典带给其他国家，成为列国的祝福。
因此，他诚挚邀请中国境内外的华人教会与亚洲及全球其他教会携手合作。他说，中国幅员辽阔，教会群体庞大，但即便如此，中国教会仍然需要与其他教会建立连接。这样的连接不是为了彼此竞争，而是为了彼此成全。
布迪扬托也坦言，正因为中国教会规模庞大、内部多元，外部伙伴有时并不知道该如何与华人教会互动，也不容易理解其复杂性。对他而言，要理清整个图景仍然不容易，但至少可以从朋友关系和真实连接开始，彼此互相帮助。
“我特别希望能与华人教会一同踏上 ‘Disciple or Die’ 的门徒训练旅程。”他说。他相信，中国教会有许多重要资源和经验，可以为亚洲乃至全球的门徒训练运动作出贡献。
这也许正是ACCM 2026 给中国教会的一个提醒：过去，我们很容易把教会发展想象成人数更多、场地更大、项目更丰富、组织更专业、平台更有影响力，但"门徒，或死亡"逼我们重新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这些人是否正在成为门徒？这些门徒是否正在使别人作门徒？（END）
作者&主播：郭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