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历史|布道家查尔斯.芬尼、欧柏林学院与中国

寻访历史|布道家查尔斯.芬尼、欧柏林学院与中国
欧柏林学院鸟瞰。(图:作者拍摄)

摘要:作者寻访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的旅程中。追溯了19世纪著名布道家查尔斯·芬尼及其神学对19世纪美国社会变革及海外宣教产生的深远影响。尤其重点回溯了欧柏林学院与中国的一段往事:受大复兴精神激励,多位欧柏林学子远赴中国宣教并殉道,其中孔祥熙受此感召,回国创办铭贤学院,不仅连接了两国的教育与文化,更成为了欧柏林精神在华延续的象征。


几个月前,专程驱车前往参观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以南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欧柏林学院位于小镇欧柏林,创立于19世纪大复兴时期。其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招收黑人的大学,也因为奋兴布道家查尔斯.芬尼在此任教数十年,而成为19世纪一所著名的基督教大学。

欧柏林所在的小镇很小,开车几分钟即可横穿,小镇基本上围绕欧柏林学院而建。欧柏林的校园中有很多十九世纪后期的建筑。在小镇旁的墓地中,长眠着查尔斯.芬尼。

第一次知道欧柏林学院,是十多年前在北京读博士时。在中国基督教的史料中,偶然读到一些欧柏林在华传教士的故事。十九世纪末,一群欧柏林毕业生组成了欧柏林布道团(Oberlin Band),前往中国河北、山西一带传教。在义和团运动中,十多位欧柏林毕业生和家人殉道。后来山西人孔祥熙在传教士的帮助下,留学欧柏林学院。孔祥熙毕业后,回到家乡,为纪念在义和团运动中死去的传教士,办了一所名为铭贤学堂(意为“铭记先贤”之意)的新式学校,后来更名为铭贤学院。1937年抗战爆发,铭贤学院内迁四川成都的金堂县。我在成都居住多年,铭贤学院的旧址距离我家不远,一直想亲自凭吊,但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机会。这次欧柏林学院的参观之旅,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一、查尔斯.芬尼与欧柏林学院

查尔斯.芬尼是19世纪美国基督教最重要的布道家,在美国神学思想史上也是承前启后的神学家。芬尼1792年生于康涅狄格,是家中九个孩子中幼子。芬尼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天赋很高,他依靠自学成才成为律师。20多岁时,芬尼经历了信仰上的重生,后来成为了一名布道家。在芬尼之前,主导美国神学是传统改革宗神学,重视上帝的主权和对神的理性认知。芬尼的时代,传统神学被挑战。新的神学范式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在第二次大复兴运动中,芬尼成为神学新范式的诠释者和践行者。据记载,芬尼在纽约上州地区布道时,整个小镇都被搅动,商店、街头、办公室,人们到处都在谈论芬尼布道所传递的信息。芬尼的布道,一扫之前体制化教会中的僵化特质,将对神的理解与基督徒的个人生活联系起来。

芬尼布道的神学基础是他对人自由意志的理解,在这一点上,芬尼比他之前的卫斯理走的更远。卫斯理认为人的悔改需要上帝的先行恩典(Prevenient grace of God),但是芬尼认为人可以自由选择亲近还是离开上帝,并实现完全成圣。在这个意义上,芬尼离开了传统的新英格兰神学。但有意思的是,芬尼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其神学基础还是传统路线。他认为基督的死是公开表明上帝愿意宽恕罪人,而不仅仅是满足了罪的工价。芬尼的这一神学使得他十分强调悔改皈信之后人道德行为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

查尔斯.芬尼

一方面,芬尼的神学激发了人们对当时美国南部奴隶制的关註。很多有社会关怀的年轻人被芬尼神学吸引,芬尼遂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导师。芬尼支持废奴,主张男女平等。1833年欧柏林学院成立后,学院高度认可芬尼的神学和社会理念。于是1835年,芬尼受邀请前往欧柏林神学院,担任系统神学教授。虽然欧柏林学院位于俄亥俄州僻静小镇,当时还是地广人稀的新兴城镇,但大复兴的热情深刻塑造这所学校的气质,一时间声誉鹊起。欧柏林学院以支持废奴而著称,并且是南部黑奴逃跑的地下铁路的中转站。俄亥俄临近蓄奴州肯塔基,南北战争之前,很多肯塔基黑奴逃跑之后进入俄亥俄,欧柏林就就成为庇护黑奴的重要据点。1859年,激进废奴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率领22人的小股起义者,袭击了佛吉尼亚的一座军火库,此事震惊美国。袭击者中有三人是欧柏林的毕业生。欧柏林学院也是美国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学校。1851年,芬尼被选为校长,此后担任校长十多年。

另一方面,芬尼的神学带来了神学范式的转变。1835年,芬尼在欧柏林学院举行了名为《奋兴系列》(Lectures on Revival)的讲座,讲座内容成为后人理解第二次大复兴的经典文献。芬尼神学极为强调信仰的内在化特质。他不仅看重人皈信之后人对上帝恩典的回应,认为重生之人会重视传福音,他也重视信仰带给人的主观体念。这一内在化特质带来了他对音乐的格外重视。传统神学由于重视神的权威和至高性一面,圣乐多是歌颂神的荣耀。芬尼神学将重心转向人的情感和对上帝恩典的回应,这一神学转向使得圣乐开始重视表达人的主观信仰体验。芬尼认为赞美诗的作用更多是激发会众和慕道友的情感,让人们打开内心,信者的信仰被强化,不信者的内心向神敞开。19世纪美国大复兴期间见证了赞美诗的极大繁荣。后来的布道家穆迪(D. L. Moody)对赞美诗的理解基本上延续芬尼路线,而19世纪美国著名盲人圣乐作者范尼.克洛斯贝尔(Fanny Crosby ,1820–1915)的赞美诗,背后的神学理解也多与芬尼类似,比如《有福的确据》(Blessed Assurance)。芬尼对赞美诗功用的理解,也塑造了今天美国福音派的很多赞美音乐。由于芬尼对圣乐的新理解,欧柏林学院后来极为重视音乐专业,直到今天欧柏林学院还有著美国一流的音乐学院。

0:00
/3:53

(19世纪经典圣乐《有福的确据》)

在美国内战前的三十年间(1830-1860),芬尼是最重要的神学家,他对美国基督教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力不容低估。甚至有人将芬尼与总统安德鲁. 杰克逊,林肯和钢铁大亨卡内基并列为十九世纪深刻塑造美国的四个人。

二、欧柏林学院与中国

奋兴运动激发人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带著这种热情,1881年,欧柏林神学院的一些毕业生组成中华布道团(Oberlin China Band),辗转赴华,深入到山西太谷县等地宣教。此后十多年间,欧柏林布道团在太谷县、汾州一带宣教。除了日常布道之外,也开办学校、医院、孤儿院和戒鸦片的诊所。欧柏林宣教士的工作报告显示,宣教活动很艰难,文化差异之下,中国人对宣教士不能理解,学习中文也十分困难。欧柏林宣教士和家属好几人相继染疾身亡。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以残酷和排外著称。他谎称官府无力保护散布在山西省内的宣教士,下令将传教士召集在省府太原,然后下令将传教士及其家人在巡抚衙门前集体屠杀。在太谷县一代的欧柏林宣教士也未能躲过这一劫难。1900年7 月,欧柏林传教士及其家人共计17人(成人12人,儿童5人)在太原和太古县等地殉道。1903年欧柏林学院修建了纪念遇难宣教士的长廊。 

欧柏林学院内纪念遇难宣教士的纪念廊
欧柏林学院内纪念遇难宣教士的铭牌

孔祥熙1880年生于山西太谷县,少年时期与太谷的欧柏林传教士交往密切。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在乡邻保护下幸免遇难。后来他协助宣教士处理善后事宜,由于能力出众,1901年在欧柏林校友的协助下前往欧柏林学院留学。1905年孔在欧柏林获学士学位,遂进入耶鲁大学深造,1907年获化学硕士学位。1907年,为纪念1900年在山西教案中罹难的欧柏林传教士,欧柏林学院成立了山西纪念协会(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并出资在山西建立学校。孔祥熙接受欧柏林学院校长的邀请,回国负责办学事宜。此即孔祥熙与欧柏林之渊源。

  1907年秋,孔祥熙携款项回到太谷县,在城南接收了原为公理会的旧学校,将其改造为铭贤学堂。孔祥熙还亲自定下了「学以侍人」(Learning for Service)的校训。在今天欧柏林学院的档案馆中,还保存著不少关于孔祥熙的资料。一部分是孔学生时期的学籍资料与师友的通信等,另一部分是孔担任铭贤学校校长后与欧柏林往来的电函等。

学校草创之初,经费紧张,办学十分艰难。后来孔祥熙募得大量款项,办学条件日渐改善。1920年代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多年是铭贤学院办学的黄金时期。学校陆续修建教学楼、实验楼、学生宿舍和运动场地。后来又购置田地,开办农场和实验工厂,学校占地面积近千亩。这其中最重要的捐赠者来自欧柏林毕业生,化学家、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他出巨资创立专项投资基金,将盈利用于铭贤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此后铭贤学院有了相对稳定的经费保障。

 1937年抗战爆发,华北沦陷,大量学校开始内迁,其中也包括了铭贤学院。铭贤学院开始内迁山西南部的运城,很快运城沦陷。学院仓促迁至陜西宝鸡,然后又通过剑门蜀道入川,最后落脚成都东北百余裏的金堂县郊区。由于当时民国政府将大量学校内迁四川,川内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场所容纳如此之多的流亡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面张罗铭贤学院的落脚地。于右任与金堂县旺族曾氏交好,该族人中有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于是曾氏族人发动乡邻将曾家祠堂、文庙等处腾出供内迁师生使用。抗战期间,虽然办学艰难,但是铭贤学院在极其艰难中依旧坚持办学,农工商三大学系完备,培养了大批人才。 

铭贤学堂旧照
铭贤学堂今昔

抗战结束后,铭贤学院继续在四川办学。1950年夏,铭贤学院开始回迁太谷县。但半年之后,1950年12月,刚成立的新政权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其中规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予以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完全自办之事业。1951年5月,教育部下达了关于山西私立铭贤学院处理方案,确定暂时维持私立,进行准备工作,暑假后改为公立,定名为山西农学院(今天为山西农业大学)。铭贤学院的一些其他院系陆续合并进入其他大学。至此,存在了 44年的铭贤学院宣告结束。

三、芬尼与十九世纪大复兴的遗产

铭贤学院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饶有意思的是,铭贤学院的精神依旧以某种方式在延续。铭贤学院,在欧柏林学院的档案中被称为Oberlin China, 意为中国的欧柏林。在今天欧柏林学院还活跃着山西纪念协会,其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和亚洲文化,帮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欧柏林学院派人辗转来到山西,与山西农业大学再次联系,中断近三十年的交流再次启动。

回顾欧柏林学院和铭贤学院的历史,可以发现,它们都是19世纪的大复兴运动所激发出的社会变革和宣教运动中的两朵浪花。今天的历史学者在论及以芬尼的大复兴运动为代表的19世纪美国基督教时,通常会认为,这一时期的大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基督教风貌的变化,对此后一百年美国基督教,乃至世界宣教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很长一段内,美国基督教放弃了建国之初的前千禧年主义态度,带著乐观情绪进入世界,不仅试图以道德提升为突破口改良社会,也努力将福音带到世界其他地方。

 与18世纪40年代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相比,第二次大复兴留下了更多的遗产,并产生更持久的社会影响力:
第一,大量的基督教机构在第二次大复兴运动中建立。比如1810年建立的美国海外宣教协会(American 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1816年建立的美国圣经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 1826年建立的美国禁酒促进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emperance)。这些机构对后来美国的宣教运动和基督教社会关怀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19世纪大复兴运动带来了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力。第一次大复兴运动中的神学家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尔德,都认为人的罪性让人无法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与人的努力相比,神的恩典更为根本。但是芬尼等人对人的看法相对乐观,认为上帝赐予人力量,使人能主动来到耶稣面前。这种神学激发出了基督徒关心社会变革和宣教的巨大热情。
第三,芬尼的奋兴布道理念后来被穆迪所继承,而葛培理的神学和福音布道理念也基本延续了芬尼的理念。时至今日,我们依稀能在美国福音派的神学理解和布道风格中看到芬尼留下的遗产。   

虽然今天的欧柏林学院已经基本没有了基督教的色彩,而芬尼昔日执教的欧柏林神学院已经被宗教系取代,今天的美国人更是鲜有人知19世纪的欧柏林在废奴运动和海外宣教运动中是何等重要的神学中心,但是芬尼和欧柏林在19世纪所留下的遗产却还在延续。这正如圣经所言,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裏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END)

文/任小鹏:
作者介绍:任小鹏,哲学博士,历史与思想史学者,研究基督教历史与基督教社会伦理。近期著作有《美国基督教历史简述》(合著),译有《福音派的思想丑闻》。

原文首发于作者公众号“观念与历史”,蒙允授权转载。

Read more

大教会时代之后:中国城市信仰群体的反思与探索 2026.07.30

大教会时代之后:中国城市信仰群体的反思与探索 2026.07.30

亲爱的同行者: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中国经历快速城市化与社会变迁,城市教会逐渐兴起,大教会模式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 如今,二十五年过去,几乎一代人的时间。当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才逐渐意识到,那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大时代”。那个时期,中国城市化的规模、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都十分罕见;与此同时,中国信仰群体的增长、城市教会的兴起以及建制化的发展,也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特殊记忆。 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方知已是一段时代记忆。 很多时候,身处其中,我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特别时期。那些曾经清晨赶往聚会、夜晚结束查经后回家的日子,当时只以为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多年以后,才发现其中既有值得珍惜的记忆,也留下了需要重新面对的问题。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影响,大教会模式开始面对挑战。本期,我们从三个角度探讨这一主题:一位宗教学者反思城市大教会兴起的原因、困境与出路;一位平信徒领袖思考后疫情时代大教会衰落带来的影响;一位牧者尝试跳出“大”与“小”教会的争论,重新看到微型教会等形态在当下处境中的适配性。 透过这些内容,我们希望一起反思过去

大教会or小教会?一牧者呼吁要更多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大教会or小教会?一牧者呼吁要更多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大教会好?还是小教会好? 这一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答案。 华东的一位阿明牧师从后疫情时代开始,就尝试重新转型,他抛弃了大教会和小教会的争论,认为教会不是要大(big),也不是要小(small),而是要微(micro)——在他看来,中国教会需要更多肯定和看到微型教会模式的宝贵。 点击收听音频0:00/344.2681× 他特别提到: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面,欧美等世界各地出现的一种特别的“一室教会”(one room church)模式,就是全球逐渐兴起的微型教会模式的一种体现。 阿明牧师回忆说,过去20多年,他也和不少牧师一样,受到尤其是欧美和韩国等超大型教会模式的影响,有种意识就是认为把所服事的教会建造成为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在他看来,这类很远大的目标,无论能不能成就,这样的想法确实是值得肯定的,我们需要为这样的想法点赞。他也承认,毫无疑问,超大型教会有着许多的优点,比如教会的体量非常大,拥有的人才也非常多,资源也很多,很多的服事和事工都可以很方便的开展,而且同时还能够做的相当专业,拥有卓越的影响力……很多中国教会的牧者也都曾经有过这样

后疫情时代 大教会衰落,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是利还是弊?

后疫情时代 大教会衰落,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是利还是弊?

摘要:作者从一名青年信徒的经历出发,观察疫情之后信徒与教会关系的转变:当大型聚会减少,线上交流和小型团体逐渐兴起,一些信徒开始寻找新的连接方式,也带来了对大教会模式、信仰群体关系以及未来形态的重新思考。 点击收听音频0:00/544.7881× 小刘弟兄信主并不是出于家庭原因,而是自己对很多问题困惑思考而不得解的选择。这些问题在他的那些同学看来皆是“屠龙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既没有现实生活的意义,也没有实用的价值。这些问题就是关于世界、人生的终极问题。 对哲学的爱好,让性格喜欢安静的小刘弟兄从中找到了快乐之源。与同学谈论的时候,他的深入浅出总能获得羡慕的眼光。这让他觉得思考就是一种人生的状态,尽管很多问题想不明白,甚至有些问题不止一个答案。 带着这种思考习惯与对很多问题的困惑,他考入了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文科专业。但是并不是考了大学,这些问题就能解决。虽然图书馆里的资料提供各种可能的答案资源,但是他依然困惑不解。 直到他在大一发现了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教堂,以及教堂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才突然发现自己以前思考的问题也许在宗教里会有答案。 加入教会之后,他并没有打算成为基督徒,因为思考

何以一地鸡毛?——中国城市大教会的兴起、困境与出路

何以一地鸡毛?——中国城市大教会的兴起、困境与出路

编者按:这是任小鹏博士“致青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作为亲身经历者与研究者,作者反思了中国2000年之后一波大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衰之路,并试图解释这一信仰活力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教会模式的内在致命困境。文章在分析了“一地鸡毛”的信仰危机之后,也试图严肃讨论信仰的重建问题。本文不是学术文章,带有时评性质,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急剧变迁。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基督教,尤其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新兴教会”(或称城市大教会),迎来了一波快速增长期。 奥运会前后,人们在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些动辄数百甚至上千人的大教会,其富有活力的信仰表达和高学历会友人群,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家庭教会“边缘、底层、农村”的传统刻板印象。然而,当外部环境在近年发生逆转时,这些大教会的内在脆弱性与结构性张力也随之暴露。本文试图分析2000年之后中国大教会背后的产生机制、运行特点,反思其在时局判断上的深刻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教会回归生命本质的未来出路。 一、 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