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陌生的土地上，看见同一个身体 ——参加2026亚洲教会与宣教大会手记
背景介绍：2026亚洲教会与宣教大会（Asia Conference on Church and Mission 2026）于6月9日至11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超过两百位牧者领袖出席大会。本届大会由亚洲福音联盟主办，主题为“门徒训练，关乎存亡3.0”（Disciple or Die 3.0），指出亚洲教会当前最迫切的挑战之一：重新恢复有意识的门徒训练，使其成为基督教使命的核心。
参加这场大会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媒体报道的任务，也是一次重新学习“相遇”的旅程。
因为从事媒体工作，每次去一个陌生地方出差，或者采访一位来自陌生背景的受访者，我都会提前做一些简单了解：这个地方在哪里，有怎样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处境。这样的了解通常只是粗略一瞥，让我先有一点轮廓。
菲律宾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行前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多半带着提醒和警示，也有不少关于马尼拉贫富差距的影像。有些关于贫民区的视频，让我感到触目惊心。虽然此前也有国际出差的经历，但大多时候只要跟着团队和负责人就好；这一次，我感觉自己需要承担更多判断和带领的责任。出发之前，心里其实是恐惧战兢的：一方面来自对陌生地方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来自对工作任务的压力。虽然理性告诉我不需要，但我还是第一次为了出差准备了好几种药品——结果自己没有用上，反倒帮了同事的忙。
飞机上，我选了靠窗的座位。和菲律宾的第一眼相遇，是飞机快要落地时，窗外掠过的高山和河流。绵延起伏的马德雷山脉和蜿蜒穿过翠绿群山的安加特河一下子拉近了我和菲律宾的心理距离。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很感动。我原本带着隔阂的心、担忧又好奇的心靠近这片土地。但眼前的山脉和河流，亲切得像我曾经走过的中国大地上的山脉和河流，也像我从小长大的地方门前的小山和小河。那一刻，我非常具体地感受到：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菲律宾人，我们同在神所创造的世界中，被同一片天空覆盖，也被土地、山林和水源滋养。虽然尚未谋面，但我们并不是彼此无关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更是兄弟姐妹。
群山之后，我也看到一些被开采后裸露出巨大创面的山体，像大地上的伤痕。飞机继续向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降落，掠过大片城区。高楼大厦之外，更多的是低矮、密集、并不整齐的居住区。这时候，我心里不再只是防备，而多了一份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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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会介绍，此次会议有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其中大多数来自亚洲国家。虽然同处亚洲，很多国家还与中国接壤，但坦白说，我对这些邻居的了解非常有限。大会期间，我与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有过交流。最直接的变化是，许多过去只停留在地图上、新闻里、历史书中的国家，开始有了具体的面孔和声音。
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南亚历史的复杂。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曾经都处在英属印度的历史背景之中，之后经历分治、独立和再次分裂。一位孟加拉代表告诉我，有些年长的孟加拉人，一生中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国籍：先是英属印度背景下的“印度人”，后来是巴基斯坦人，现在是孟加拉人。
缅甸代表的名牌上也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有的写着Burma，有的写着 Myanmar。他们笑着说，自己在填写国家名称时也常常要找半天：有时找不到 Burma，就往下翻，发现选项是 Myanmar；有时找不到 Myanmar，又往上翻，看到 Burma。一个国家名称背后，牵连的是语言、历史和政治立场，也牵连着人的身份感。
我也遇到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少数族群代表，他们的长相和我原先对这些国家的刻板印象并不一样。有一位孟加拉代表主动介绍说，他来自少数族群，看起来不像传统印象中的孟加拉人，反而更像中国人。通过他的讲述我才知道，在孟加拉、印度东北部和缅甸交界的山地与边境地区，生活着许多跨越现代国界的少数族群。他们有些在语言、生活习惯、族群记忆上彼此相通，彼此之间也有很强的亲近感，只是被人为划分在不同的国家之中。
对印度的逼迫与复兴，我也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印度的基督徒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北邦；复兴故事则多发生在西北部。一位印度代表向我讲述了西北部旁遮普地区一位带来复兴的基督徒孙大信（Sadhu Sundar Singh）的故事。
孙大信出生于旁遮普邦一个锡克教家庭。14岁那年母亲去世，他陷入极度的愤怒和痛苦，曾在朋友面前公开将《圣经》一页页撕毁并焚烧。烧毁圣经后，他内心却更加痛苦，甚至决定：如果真神不向他显现，他就卧轨自杀。就在那个凌晨，他说自己看见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并对他说："你要逼迫我到几时呢？我为你舍了命。"归信之后，他穿上印度传统苦行僧（Sadhu）的黄袍，以印度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讲基督。他的足迹后来遍及印度、西藏，乃至全世界，其见证和讲道影响了无数人归信。
讲述这个故事的代表，来自印度受逼迫最严重的七个州之一，他自己也负责为中部七个州的牧师做培训，但这两个"七个州"的名单并不完全重合。
我的室友来自柬埔寨。她经历过红色高棉政权掌权时期，与父母分离，被迫在劳改营做工，后来逃往泰国难民营，并移民加拿大。多年之后，因为对祖国的负担，她回到柬埔寨成为宣教士。会议期间，她还常常和团队开会。她告诉我，他们准备做一个项目，是教导贫困家庭的孩子英语和一些实用技能，因为柬埔寨许多孩子仍然缺乏受教育的机会。
和两位马来西亚代表的交流相对轻松。虽然不会说中文，但他们都是华人，又同是基督徒，在信仰和文化上都有很强的亲近感。我向其中一位推荐了最近热播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这个电影讲述的或许就是她的先辈的故事。她也“回敬”了一部电视剧，说中国的电视剧《逐玉》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她自己一边追剧一边学习中文。我有点意外，因为在中国的网络上，这部剧曾因人物妆造、男性形象和审美倾向引发不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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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了解他们的同时，他们也不了解我。每当有人问我从哪里来，他们多半先猜我是韩国人或日本人。当我说自己来自中国大陆时，他们常常很惊讶：“哇，中国！”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中，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似乎仍然是一件稀奇的事。
许多人对中国教会的情况、中国的宗教政策环境都很好奇。有些问题让人感动，也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甚至会觉得有些冒犯。比如有人问我：“中国人吃猫肉吗？”我从来没吃过，而且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问。
但这些问题背后，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恶意，而是距离。中国人或华人常常有自己的聚会和网络，但在国际性的福音派会议中，中国大陆信徒的参与仍然有限。许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代表，可能很少有机会直接接触中国大陆基督徒，也很少听见中国教会自己讲述自己的处境。有不少人告诉我，他们一直在为中国教会祷告，也为中国教会的发展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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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的交往，我无法一一细数——有受限制地区的宣教士，有国际慈善机构的同工，有教会牧者、神学院老师、事工负责人。我看到基督身体的丰富：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伤痕、不同的呼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彼此需要，彼此合一才能构建基督完整的身体。
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断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也思考媒体事工的使命。
前面谈到的这次大会的感受和经历，其实都与“隔阂”有关。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常常有许多看不见的墙。因为不了解，所以容易担心、猜疑、想象、论断。对一个地方是这样，对一个群体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
但当人真正见面、交谈、同桌吃饭、彼此解释，那些墙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松动。中国人说“见面三分情”，能见面的时候，要努力见面。对我们这些经历过新冠疫情的人来说，更能体会真实的在场的意义。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见面。很多时候，地理、政治、语言、资源、国际关系、安全处境等等，都会限制见面的可能。在不能见面的时候，媒体就成为桥梁和通道。这也让我体会到，在神的国度里，基督教媒体事工的宝贵。它不是基督徒身体中最能干的手，也不是最有力的脚，更不是身体的头；但它可以像身体中隐而不显的结缔组织，帮助分散的肢体彼此连接；也可以像一种感知与反馈的网络，把远方肢体的痛楚、忠心、挣扎和盼望，带到更广阔的身体意识之中。当一个地方的教会受苦，另一个地方的教会不应冷淡漠视；当一个地方的教会经历恩典和复兴，其他地方的教会也可以一同喜乐、学习和得鼓励。媒体若能忠实地记录、谨慎地解释、谦卑地传递，就能帮助基督的身体更真实地彼此认识，也更深地学习一同受苦、一同喜乐、一同回应神的使命。
这次去菲律宾之前，我带着陌生和不安出发；离开时，我带着许多具体的面孔、故事和祷告回来。我看见他们，听见他们，也更真切地知道，在基督里，他们不是远方的人，而是同一个身体中的肢体。（END）
作者&主播：郭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