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二十年中国城市教会反思录

致青春:二十年中国城市教会反思录
中国北京城市景观(图:Pexels)

笔者按:这是一篇时代的反思录。当我们过往的青春流逝,中年的我们总会瞻前想后,做一番思考。这篇文章,献给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北京的那一群基督徒们。无数个早晨,在阳光中赶往教会,或者某个寒冷的夜晚,结束查经班的热烈讨论,坐公交赶回家中。无数个这样的日子,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但是,拙劣的神学体系,伴随领袖们的宏大口号,又留下一地鸡毛般的信仰。往事已去,该是反思的时刻了。


记得2008年奥运会前后,我还在京城一名校攻读宗教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从事基督教社会伦理研究。当时自己年轻,精力充沛,到处跑、到处看。既是信徒,又是研究者,自然有很多便利。借着种种机会,我见到了当时很多中国教会的重要人物,京城的、中原的、东北的、华南的,目睹了各地英雄的风采,其信仰热情和卡里斯马气质至今让人难忘。有些大佬之前在西方媒体报道中见过,亲见其人,印象颇深。因为年轻,且是局外研究者,大佬们发言时我自然无从置喙,只是坐在那里认真恭听、做笔记。那时候还没有用笔记本电脑做记录的习惯,又不方便录音,都是手写。当年记录的东西或许现在还在我书房的某个角落。二十年过去了,打开记忆的闸门,自己当年的热情真是让人怀念。只是当年的那些当事人们如星星般散落各处。

一些人已经退下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也有不少人选择去到了海外,或许以海外宣教的名义体面退场,或许直接被送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当然进去的也不少。

当年大家慷慨激昂。中国经济上升期、奥运会与国际接轨,这些时代叙事与个体的信仰认知紧密结合。当年的口号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1、2030年,中国要派出2万名宣教士。如果中国基督徒在2023年达到1亿,每5000人支持一位宣教士,我们就有一万宣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研究机构、神学体系、开展宣教培训……

2、教会需要用三化异象来指导,教会要购买会堂,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精神资源就是基督教。

3、我的教会现在有5万人了,为了福音,我要勇敢往前冲,哪怕手枪顶我脑袋上,我都不怕。

4、美国教会虽然很有钱,但是信仰已经走下坡路,韩国教会也危机重重,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棒交到了中国人手中。

5、大家不要迷信美国政教分离的模式,这一模式限制了宗教的影响力。今天美国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这一模式带来的,现代社会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是用圣经的价值观去主导社会。

这些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所听,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很感慨自己当年的勤奋,居然记录下了这么多精彩瞬间。

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愣头青博士生已是中年。过去的二十年,自己也经历很多。毕业后进入大学教书,后来离开体制,去北美学习神学,如今辗转,成为一个靠天吃饭的独立学者。起起伏伏,学术研究从基督教社会伦理,转向美国基督教历史,再转向中国本土神学和中国基督教研究。当年的热情已逝去,更多剩下理性的分析。今天写下这些文字,为的是怀念我们那段激情燃烧般度过的青春岁月。

(距离2030只有3年多时间了)

未来几个月,准备写一系列文章,从神学和社会历史互动的角度分析过去二十年中国城市教会的变迁。

本系列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篇文章,准备谈谈当年最显眼的城市大教会,为什么如今很多都沉寂了?在外部政治和社会环境常量不变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学和教会运转机制,让当年那些充满信仰热情的城市中产教会在今天面临内在危机?基督教的信仰理想,在现实中触礁的背后逻辑是什么?

第二篇文章,准备谈中国基督教这二十年间最重要的关键词“改革宗”。这个词让很多人为之兴奋,如打鸡血一般,又让很多人视之如蛇蝎。这一部分将分析当代中国的基要主义改革宗(俗称极端改革宗)兴起的神学和社会历史背景。由于当代中国基要主义改革宗照搬了美国冷战基督教的诸多框架,这一部分也将大量涉及美国保守福音派的神学轨迹演变之路

第三篇文章讨论一个哈哈镜的现象:西方世界(主要是美国保守基督教)如何用东方主义的浪漫视野看待中国基督教,并在2010年前后炮制出史诗级神话:2030年左右中国会有2.5亿基督徒,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基督教大国。这一神话的出台,从现实效果来看,不仅让一些中国城市教会的自我认同迷失,也在最近十多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格局中,让中国城市教会陷入了更麻烦的本土处境。这一信仰神话背后,从外在原因看,是美国保守福音派的认知错位,也是美式基督教极度商业化运转的乱象所致。从内部原因看,中国城市基督教对这一神话的接受,不仅是基要主义神学与现实的深刻脱节所致,同时也是社会身份边缘但又富有神圣使命的教会精英们建立自我价值的结果。

第四个部分则是系列文章的最后立足点,中国本土神学建设。前三个部分都有些沉重,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就准备谈谈,为什么中国基督教需要重新认识西方神学,并摆脱美国保守福音派右翼神学的影响。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基督教的可能性方向,需要走出简单化的近代宣教主义思维模式,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普适性之间进行积极互动,从而在信仰认知与公共表达上,都扎根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些思路已经酝酿了几年。在新冠疫情那几年,尤其是冬天,在密歇根白雪皑皑的寒冷天气中,一众朋友经常聚在我家中,严肃而又激烈地争辩这些话题。大家吃着我太太烹制的川味火锅,一些思路慢慢成型。在加尔文大学图书馆的格子间中,也看了好几年的史料,慢慢梳爬线索。经常看书到很晚,孩子们都睡着了,我才蹑手蹑脚上床睡觉。

对于这些文章,朋友建议我需要用英文写作,去国际神学期刊发表,成为今天非西方世界基督教严肃神学讨论的问题。不过对于我这种完全不需要学术KPI考核的研究者而言,专业学术路线已经无法满足我粗糙的学术胃口,或许微信公众号更适合当前的处境和现实需要。

在当下讨论这些问题,需要一些理论勇气(俗称脑子一根筋),也需要极高的言说技巧和驾驭能力。

不过,在钢丝上游走,一直都是自己的爱好。(END)


作者:任小鹏
作者介绍:哲学博士,研究基督教历史与基督教社会伦理。近期著作有《美国基督教历史简述》(合著),译有《福音派的思想丑闻》。

原文首发于作者公众号“观念与历史”,蒙允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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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会时代之后:中国城市信仰群体的反思与探索 2026.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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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一地鸡毛?——中国城市大教会的兴起、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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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任小鹏博士“致青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作为亲身经历者与研究者,作者反思了中国2000年之后一波大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衰之路,并试图解释这一信仰活力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教会模式的内在致命困境。文章在分析了“一地鸡毛”的信仰危机之后,也试图严肃讨论信仰的重建问题。本文不是学术文章,带有时评性质,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急剧变迁。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基督教,尤其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新兴教会”(或称城市大教会),迎来了一波快速增长期。 奥运会前后,人们在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些动辄数百甚至上千人的大教会,其富有活力的信仰表达和高学历会友人群,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家庭教会“边缘、底层、农村”的传统刻板印象。然而,当外部环境在近年发生逆转时,这些大教会的内在脆弱性与结构性张力也随之暴露。本文试图分析2000年之后中国大教会背后的产生机制、运行特点,反思其在时局判断上的深刻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教会回归生命本质的未来出路。 一、 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