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清明｜司徒雷登墓前，鲜花依然
2026年是司徒雷登先生诞辰150周年。清明节，我前去杭州安贤园拜望。鲜花掩映中，先生的笑容依旧温和动容。
初读司徒雷登先生的回忆录，我就被前言中他对现代中国的这句评述震动。三三两两读过一些传教士传记，其中难免涉及对这片他们付诸心血的土地与人民的理解，有对中国人将福音视若无物的痛心，对本国和其他同时期强国对中国策略和一些不良传教士的谴责，对普通中国人苦难的同情，和对中国人顺服、勤劳、善良的赞扬。
但司徒雷登的这句话，却让我感受到了，他对于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在近现代波谲云诡中局促浮沉的温情。他懂得一个曾经立于世界之巅的民族以狠厉惨痛的代价被迫睁开眼睛，一面清醒自强，一面又抛不下往日辉煌而尾大不掉，面对不慎熟悉的现代世界努力跌撞着向前的无助。
在这本回忆录中，在他这句判语中，有晚清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奔走的身影，掩盖在救国呼号之下的，是不可磨灭的对本民族文明与道德的自豪，与将来要再执牛耳的复兴之愿。毕竟还有不甘。
这等属于“自己人”的理解，源于他生于斯长于斯，他说自己“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美国男孩”，在杭州出生，度过童年，11岁返回美国读书，学成后于28岁再次回到中国，开启此后四十年教育和外交生涯。
这种同情，更源于他与中国人的广泛深入的交际，他的同事中不乏惊才绝艳、既有抱负又具牺牲精神的中国人，他也明白时局中学生要罢课游行的拳拳赤子之心，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前往大后方，他也看到复杂局势下在自私狡诈的脸谱之下各界人士尽力抗战的真心。珍珠港事件爆发，他在北京被日军囚禁三年八个月零十天。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论及国人做史的态度时，说“唯有知之深，才能爱之切。”司徒雷登先生对于中国正是“知深爱切”。在回忆接近尾声时，他写到，“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他对中国的情感并非简单地怜悯，如他自己所说，难能可贵的是，他可以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这也让他崛起了心中昏睡的自由理想，这种感情上的共鸣成为他的生命支柱，这成为后来他在许多事情上的观念和态度的来源。
在他之前，如丁韪良等传教士也曾活跃在晚清外交场上，不能否认许多国际友人也曾希望从中斡旋使中国能顺应国际规则与潮流以开放姿态融入世界，但司徒雷登似乎拥有更多，对这个古老国家设身处地的同情和情真意切地赞赏，在司徒雷登看来，“如果想要太平洋地区迎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中国的独立、统一、强盛、无畏、友善是根本因素。”他直言，“保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自强不息并且抵制外国侵略，是实现这个宏伟愿望的基础。”
一些人将贪婪、尔虞我诈、互相猜忌视作中国人的普遍缺点，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三年里与民国政要接触时并非没有感受到这些弊端对推进合作、和平、事项进展的负面作用，但在表象装下，他更愿意看到中国人“忠诚、真诚、忠实、仁爱”的美德。在多年与中国人的接触中，他认为中国人的优点大于缺点，“正是因为这些美德，才让我沉醉于中国文化之中”。
他曾用中国宅院作比：院墙高围，庭院深深，但一旦进入其中便会豁然开朗，呈现美妙意趣。当时被外国人诟病的中国人无动于衷的“东方面具”，在他看来并不是问题，“如果你想走进中国人的心扉，可千万不要着急。只要消除了双方之间的忧虑和猜忌，信任感就会油然而生。到那时，你不但能迈进中国人家的大门，在欣赏景观的同时还可以受到热情的招待。”突破刻板印象而被看见、被理解，对于个人都如此珍贵，更何况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因为认识、理解而生发真挚的热爱之心，这不仅说的是司徒雷登先生之于中国，也是在讲我们因为更多认识司徒雷登而对他自然产生敬佩感恩之情。
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付出27年心血的地方，也是他一生的骄傲。北京大学没有官方校歌，但在学子心中或许有一首民选校歌《燕园情》，其中唱道：“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其中的燕园、未名湖离不开司徒雷登的付出。
1919年他被邀请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一路解决校名、校址、校舍、专业等建设难题。在同路人的帮助下，他数次横渡太平堂筹款，为燕京大学筹措到购地和建设资金。他是一个传教士，一个老师，从不是企业家、商人，筹措资金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回想这些经历，他在回忆录中也感慨，当时看见行乞者也觉是自己的同行。建成之后，燕京大学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之一，这就是北京大学校园的前身，包括今天为人所称道的未名湖、博雅塔、燕南园、勺园、朗润园、临湖轩等等。
建筑或许只是燕大对中国最微不足道的遗产，周总理曾感谢司徒雷登为中国培养了人才，中国高等教育世界的发展、群星璀璨的学子才是他所主持的燕大为中国留下的瑰宝。
司徒雷登的目标是要让燕大彻底成为一所中国大学，让中国人在教育、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方面起领导作用，他的期待是，“最终，西方人建校将成为回忆。”他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延揽钱穆、雷洁琼、费孝通等顶尖学者来燕大授课，在他的推动下，燕大在极短的时间内被世界认可，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先行者。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其文、理、法学院的主要力量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入燕园。
1949年8月司徒雷登先生返回美国，年底中风，此后在被他称为“同事、秘书、儿子”的傅泾波先生的照顾下度过晚年，1962年在华盛顿病逝，终年86岁。他立下遗嘱，希望骨灰安葬在燕园内早逝的妻子身旁，终未成行。2008年在多方努力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送回他的出生地杭州，安葬在安贤园内。
仔细想想，一个外国人的遗愿是埋葬他国，确实是一件罕见的事。但正如司徒雷登自己所说，他是杭州的儿子，比起美国人，他更像一个中国人。一种文明怎么才能理解另一种文明，一个人怎么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知道”如何真正深刻？唯有将另一个的路也走一遍，做同样的选择，面对同样的艰难，克服同样的苦难。
司徒雷登跟一个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一样，在西湖边长大，在弄堂里玩乐，听社戏、吃元宵、看花灯、说杭州话...所以他跟赛珍珠一样，“变成”中国人，用温情拥抱中国人。同样的，唯有跟他踏上同一条道路的人才能感同身受理解他。名人传记的高光不在记述传主的伟大，而在讲述伟大者的挣扎，与挣扎之后的抉择。他的许多处境和思考，让我看见曾经遇见的一些全职服侍者。
人生往哪个方向走？20岁出头，司徒雷登要选择是否像父母一样回到中国做一个传教士。当时异国宣教在年轻人中是一种兼具宗教奉献精神和文化浪漫的职业选择，也是亲人朋友同学师长对他的期待，但他最初并不愿意，因为他清楚去中国宣教的真实生活是：水土不服、健康受损，本地人将自己视作小丑，羞辱蔑视，且福音事工无甚进展，而且“如果回到那样的生活里，就意味着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很快就会在世界的潮流中落伍”。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真实自然的苦恼。最终，他决定做一名宣教士并顺服上帝旨意去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全然交托后，他得到解脱，年老回忆时也说，“这个决定是个聪明的决定。”
除了投身福音事业这个抉择瞬间，司徒雷登经历的保守和自由两种宗教观念的对峙，也与当下中国许多牧者面临的冲突类似。他生长在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统中，少年时代受的宗教教育是主日不能依靠工具，必须步行到教堂，高中大学到北方求学后开始接触“准许修行者自由辩疑的活泼教义”。这种对峙在他进入中国传教尤其从事神学教育时变得更为激烈，他所在的神学院经常被强调保守诚恳教义的布道会质疑其“正统性”。
到底保守还是自由，古板还是现代？不同传道团体可以对司徒雷登有不同定论，而他自己的反思是，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时，两种宗教观念的小而紧张的对峙始终存在。然而无论如何，他的告白是，“尽管在我的人生之路上曾经亲历了很多神学观念的变革运动，但是对于耶稣的挚爱从未有过一丝的减少。”
司徒雷登先生的回忆录中能让人联想到今世今人的地方还有许多。清明节当天是个好天气，不少人在今天前来看望他。站在墓前，再想起他写下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更能明白，这句话中情感的深度就在于他的次次选择和行动。
一位生于杭州、葬于杭州的美国人，用一生走过中国近现代的动荡与挣扎。他的理解，不止于观察；他的热爱，不止于言辞。“唯有知之深，才能爱之切。”
清明之际，追思其人，也是在提醒自己：真正的理解，从来不是旁观，而是同行。（END）
文/九歆
